文 刘太刚

作 为直接面对实际问题的一线干部，不少人在遇到工作难题向上级请示时，都曾收到过“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对此，很多一线干部感到困惑：个别疑难问题如果知道如何办，按哪些规定办，谁还会去请示上级？

究竟如何办，没个章程；按什么规定办，没个说法；规定在哪儿，没个影子。批示一圈“按规定办”，其实更让基层“不知咋办”。

“按规定办”出现的背景

科层制下，公务人员照章办事是其基本的行动准则，但由于一些时候“照章办事”的“章”非常复杂，使“照章办事”说易行难——复杂的规则及无可避免的规则间冲突。一线干部对“按规定办”这类回复的困惑和吐槽，实际上也是这种“照章办事”难题的反映。

有些冲突让一线干部倍感棘手，其解决之道因人因事而异，而且无论怎么解决实际上都有被问责的风险。为此，一线干部向上请示也属人之常情。而收到请示的上级实际上也有同样被问责的顾虑，于是时常祭出“按规定办”之类的“太极回复”也可以理解。

其实，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规则间存在矛盾并不可怕，只要对这种规则冲突建立起解决机制，无论同一规则系统内部的规则冲突还是不同规则系统之间的规则冲突都有解决之道。

“按规定办”背后的博弈

不是所有“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都源于规则打架。有时候，这类请示与回复还反映出上下级之间的某种博弈。向上请示是下级希望得到上级的工作指导，存在着不同情形。同样，针对不同情形的下级请示，上级的一句“按规定办”的回复也有不同的弦外之音。

偷懒型请示。这种情形通常是下级自身的业务不精、政策水平较低，又不够敬业，在遇到较为复杂的实际问题时不愿意认真查阅钻研相关政策法规的精神和要求，因而直接通过请示将难题推给上级，希望上级给出现成的解决方案。对于这种偷懒型的请示，上级一句“按规定办”的回复，本身就带有责备批评及警示之意。收到这样的回复，下级既应有自知之明，又该有感念之心——上级没有在回复中直接申斥，已经给下级留足了面子。

避责型请示。这种情形通常是下级在某一实际问题的处理上感知到了明显的规则冲突，同时对这种规则冲突也有了倾向性的选择，但为了避免独自承担这种倾向性选择所带来的风险，下级向上级请示，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自己作出倾向性选择的风险。对于这种避责型请示，上级所做的“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在一定意义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愿意为下级的倾向性选择分担任何责任。这种情形下的“按规定办”，是让一线干部最不满的回复。这种回复往往也会让下级畏首畏尾、拖延问题的解决。这类“按规定办”的回复是官僚主义、没担当、不作为的表现。

解惑型请示。这种情形通常是下级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遇到了规则冲突，而且拿不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解决方案，于是希望通过请示上级而解决困惑。这种请示由于下级并没有一个倾向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不同于上述避责型请示。上级对于下级的这种解惑型请示所作出的“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一方面可能婉指下级在此问题上的法规政策的掌握不够全面、理解不够到位，其画外音是要求下级继续研究相关法规政策；另一方面的潜台词是要求下级至少要提出一个倾向性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怎样，对于解惑型请示作出“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本身也反映出作出这类回复的上级在此问题上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有限，无法为下级精准解惑，反而用耍官腔来掩饰和敷衍。

试探型请示。这种情形通常是下级对于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即知道该如何照章办事，但担心照章办事会拂逆领导心意或触犯领导所关切的某方利益，因而通过请示来窥探领导心意。对于这类试探型请示的真实动机，作出回复的上级通常洞若观火，对此而作出“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通常意味着让一线干部根据政策法规照章办事。不过现实中也存在另一种情形：上级一方面回复下级“按规定办”，另一方面通过其他方式或途径把自己的真实意图传达给提出请示的下级，从而构成上下级的“合谋”。

如何避免“太极回复”?

对于“按规定办”之类的回复，虽不能一概都贴上官僚主义、无担当等负面标签，但有时候称之为踢皮球式的“太极回复”也不为过，因为这类回复实际上对于下级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要减少或避免这种“太极回复”，操作层面和规则层面都该有所作为。

在操作层面，就作出此类回复的上级而言，应该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法治政策水平，对于下级的解惑型请示及偷懒型请示能够给以精准的指示；另一方面则应该改进工作作风——减少官僚习气、增强担当意识和踏实作风：对于下级不同类型的请示，该批评的批评（对偷懒型请示），该担当的担当（对避责型请示），该解惑的解惑（对解惑型请示），该指正的指正（对试探型请示）；对于下级请示所涉及的自己也拿不准的问题，积极借用外脑，通过请示沟通更上级及组织专家或其他下级组织进行专题研讨，以期尽早拿出更可靠的解决方案。此外，上级还应在端正行政伦理观方面为下级树立表率，以消除及减少下级的试探型请示。

同样在操作层面，就提出请示的下级而言，也应该在提高业务能力和法治政策水平、改进工作作风、端正行政伦理观三方面有所改进，以避免偷懒型请示和试探型请示，同时把解惑型请示的规则依据及困惑点写得更为清晰具体，从而尽量不为上级作出“按规定办”之类的“太极回复”创造机会。

就规则层面而言，一方面应尽量提高立法和政策质量，以减少规则冲突；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规则冲突的解决机制，从而使一线干部在遇到规则冲突时，也能够直接依据制度照章办事，而不必事事请示上级，并按照上级的回复来解决。

总之，“按规定办”之类的“太极回复”，不仅考验上下两级的法治政策水平和执行能力，更考验公务人员的公务伦理和价值取向。这类踢皮球式“太极回复”的盛行或式微，也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