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匡迪

大 学毕业以后，我留在了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之后，我又到瑞典一家高技术公司工作两年。

那时，钱伟长先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民盟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到瑞典参加国际会议时，与我恳切地谈了很久，说他年纪大了，希望我能回国帮他。于是我在1985年启程回国，任常务副校长，协助钱校长处理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吃过几年洋饭，就了不起了？”

当时正值1987年和1989年，上海市委多次听取高校工作汇报，并找我谈话，要我担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市政府教卫办副主任。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校，钱校长也不太同意。后来的安排是：每周在高教局工作4 天，在学校工作两天半到3天，还继续招收博士生，带领科研团队。

1991 年年初，我作为高教局局长、教卫办副主任，陪朱镕基市长访问欧洲。镕基同志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处理上海歌剧舞剧院著名演员林明珍回国事宜。

林明珍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著名的女高音。1989 年，她正在国外访问，脱团留在了意大利。我们到米兰后听说，她在米兰歌剧院跑龙套生活艰难。当时米兰和上海是姐妹城市，为此总领馆设宴招待姐妹城市委员会。朱市长就问：“能不能找到林明珍？”总领馆的人回答：“当然找得到，要请她来吗？”朱市长说：“有什么不可以啊？把她找来。”

席间，当地的爱国华侨表演了几首歌曲，朱市长听后说：“你们热情可嘉，唱歌的水平真是一般，我们这儿有一位是专业的，在国内很著名，她叫林明珍，是不是请她唱一首歌。”林明珍不好意思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朱市长，您点我唱什么歌？”朱市长说：“这样，你唱一首《谁不夸俺家乡好》。”结果她唱到一半，眼泪就哗哗地下来了。

散会时，林明珍问朱市长：“我现在没有护照了，我还能回去吗？”朱市长说：“护照可以补办，你回去看看嘛，来去自由。”这件事在当地侨胞中引起轰动，朱市长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团结海外华人，收效明显。此后，林明珍回来过好多次，最后回上海定居。

出访途中还有一些事值得追忆。朱市长的英文很好，开始在意大利，他致词时常说：“阁下们、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第二站到法国时，我就说：“朱市长，给您提一个小小的建议，Excellency，要看一下现场是不是有贵族，或者有政府的部长，如果都是商人，就不太合适，特别是在法国。”结果他来火了，说：“徐匡迪，你不要认为在外国吃了几年洋饭就了不起。”

我出访时带了英语大字典，对一些忌讳的说法比较留心，因而提出了上述怀疑。他不放心，说：“你把字典拿来给我看看。”结果我立即拿字典给他划出来。他看后笑着说：“你怎么不早说呢，黄花菜都凉了，我都出了三天洋相了，你才告诉我。每次你站得很远，今后得站在我边上，有什么事随时提醒。”由此可见，朱市长尊重知识的科学态度和大家风范。

在回国路上，朱市长叫我坐他旁边，说：“你回去就不要到教卫办上班了，我现在需要懂经济的人来管理，要懂外国经济、国内经济，你到计委去吧。”我开玩笑地说：“我不喜欢计划经济，你怎么叫我去计委呢？”他笑着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南方谈话后，我们胆子更大了

朱市长有浓厚的改革意识，想将计划经济改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要找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去任计委主任，我当时真没想到这一点。我当计委主任后不久，他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并跟吴邦国同志、黄菊同志讲“计委要做改革的前哨，改革就要从计委入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上海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老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城市进行改革开放，存量非常大，和深圳的发展模式完全不一样。推进市计委自身的改革，我们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

一是计委的职能改革。计委曾经是最大的审批部门和功能最全的综合部门，大量的审批权集中在计委。计委又是最高的咨询、决策机构。我感觉咨询是应该的，但是审批和决策不应该是计委的权限，最重要的交到市委，一般的应分散到各个业务委办去，所以我们把工业项目技术改造的审批权交给经委，农业的交给农委，城市建设的交给建委，文教社会事业交给教卫办。

徐匡迪（右三）任上海市长时，经常到基层调研。

二是筹措上海发展的资金。上海发展和浦东开发，资金需求巨大，筹措资金十分困难。朱镕基在上海时，曾分别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款2.5 亿美元，先后建设了南浦大桥和洋浦大桥。再建桥怎么办？比如从浦西到浦东摆渡要40分钟。只有两座桥，一个隧道，承担每天10万辆汽车的通行任务，非常紧张。

我用在国外公司工作时的经验，请香港一家公司对已建成的两座桥的资产现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按每年12%的投资回报率，两座桥的市值50 亿，我就向市委提出建议，将两座桥49%的资产卖给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我就这样筹到24亿用来建设第三、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用于建设第二条、第三条隧道。沪宁高速公路的建设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

这样就把资金盘活了，建设规模放大了。这种方式叫BOT，就是“建设—运营—转让”的方式。当时BOT的确是有风险的，国家计委不同意，我说卖给人家15年，15年以后又全是我的，现在我把钱先用到了。这种方式是国内首创，应该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们的胆子是比较大的。上海的城市建设、城市面貌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2年到1998年，整个上海全变了样子。

有了“三个一点”，市民就能安居乐业

在上海的改革开放中，我亲历的第三件大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有步骤地放开价格。1992 年前，上海的物价跟全国是统一的。当时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放开可以从水果开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国营的果品蔬菜公司，效果不好，每年贴钱还吃不到新鲜水果。

我们的改革措施是只搞交易市场，由果蔬公司办理，只管挂牌价，挂牌价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城市每斤高5 分钱，公司的职责就是每天到周边去看价格，高挂5 分钱。货源放开由个体经营户组织，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改革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包括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广东的荔枝等。

产地方认为，运到其他地区不如运到上海。一次运输都是一个车皮运的，每斤差5 分钱，总量就相差很多。过去国营公司的采购员，只管在产地采购，不随车押货，自然损耗和人为损失较大。个体户经营后，基本上没有损失。过去到了上海的水果，存放仓库里烂了很多，现在就不用操心了。因为交给市场去管理，交给负责任的经营者，就保证了上海一年四季水果丰富。

90 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粮油价格改革。此前，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的、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维持原先的做法，就是大量补贴，当时上海财政一年要补贴6000 多万元。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的低收入群体30 多万。如果每个月政府给这些人送25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不到4000万。于是，我们在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实物保障以后，就开发了粮油价格。放开以后，上海人就能吃上最好的米和油了。

价格放开后发现一个问题，上海的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这引发了一场争论：物价高到底好还是不好？我在人代会上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工资划一，哪个地方物价低，哪个地方的人民就得实惠。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高，工资高，肯定是经济发达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最后在人代会闭幕时，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同志总结出上海要做“三个一点”：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也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增幅比物价增幅再高一点。有这“三个一点”，就可以保障上海人安居乐业。

现在回顾起来，从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到我们在市委领导下解放思想，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为上海市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亲身参与到这一历史性转轨过程并发挥了一分作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