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清

·6·  近日江水暴涨

1948年春天里的一天，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写着“朱绍良亲启”的信封。朱绍良随手打开后，掏出一份油印的报纸，报头上赫然印着“挺进报”，两边是醒目的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先是心惊肉跳，继而暴跳如雷。他把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召进办公室，大加训斥：“你这个处长是怎么当的？竟然让共产党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说完后，他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道限期破案的手令，措辞严厉。

原来，就在昨天，刘镕铸穿上缎子面儿的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拿着文明棍，化装成一个有身份的老绅士，来到国民党西南地区最高官署重庆行辕门口，大模大样地对着传达室窗口说：“我找朱绍良。”

里面的人摇了下电话：“不在。”

刘镕铸顿了一下，拿出一封信塞进传达室：“那把这封信交给他。”

说完，刘镕铸要走，忽然又转过身来对里面的人说：“你得给我打个收条。”

传达室的人老实照办，还在收条上盖了个章。

《挺进报》就这样摆到了国民党西南地区最高长官的办公桌上。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注定了失败。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年初，上级指示《挺进报》要对敌人开展攻心战，将发行范围从原来的只在党组织内部和外围积极分子、进步人士之间传播，扩大为面向更广泛的人群，重点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及军政要员邮寄，从而瓦解敌人意志，威慑敌人心理，造成敌人内部的动摇和恐慌。

把《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这是一项无比大胆的行动，当然也存在更高的风险，所以要分外小心，免生纰漏。为了在投递过程中避开警察特务的盘查和邮检，也为了寄达之后让敌人无从追查，陈然每次写邮寄信封都尽量变换笔迹，信封的选择更是做了周密考虑，用的都是国民党一些单位的信封。这些信封都是原来印制《彷徨》杂志的邮寄信封时向印刷厂索取的信封样品，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行动中，军统特务头子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唐毅、重庆市警备司令孙元良、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成了《挺进报》攻心的对象。《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官员》《解放军宽大为怀》《蒋介石人面兽心》《劝告蒋军军官》《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等一篇篇文章攻击着敌人的心理防线，更让一些死硬分子内心发抖。

除了通过邮局邮寄，刘镕铸他们有时候也机智大胆地把《挺进报》给敌人送上门去，这对敌人的心理能起到更强的震慑和打击的效果。

敌人很快便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宪兵、警察、特务倾巢出动，清查邮路，看守邮筒。特务头子徐远举还派出大批便衣特务进入各个书店、学校、工厂侦察刺探。形势骤然

紧张。

1948年3月，刘镕铸被调往郊区开展新的工作，组织上任命陈然为《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此时，虽然全国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重庆仍然是黑云压城，大批特务在徐远举的指挥下疯狂出击、四处行动，危险一日紧似一日地逼近。

不久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另一份刊物《反攻》特支有一部分同志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挺进报》特支。有几天，蒋一苇看到陈然一有时间就对两份名单一遍遍默记。这两份名单一份是刊物工作人员名单，一份是发行人员名单。他将名单烂熟于心之后，就将名单烧毁了。此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被捕，不给敌人留下任何暴露组织情报的文字材料。

当前的局势不容乐观，陈然和蒋一苇都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们反复讨论了万一被捕之后的应对办法。陈然说：“不管敌人如何拷打，绝不能说出任何情报，不管党内还是党外的人，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绝不能透露。因为哪怕是蛛丝马迹，也会成为敌人顺藤摸瓜追查下去的线索。敌人非常狡猾，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

他们还谈到了牺牲。陈然用低沉严肃的语调说：“牺牲怕什么？人总是要死的，但活着总得有点意义。出卖同志卑鄙地活着比心安理得地死去要痛苦得多。说到死，我只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有去过延安，再一个是没有去过莫斯科。我真渴望能够到莫斯科去，亲眼看看社会主义的样子。”

一天晚上，陈然和蒋一苇交换了“遗嘱”，相约如果他俩其中一个人被捕，另一个人要照顾好对方的家人。陈然还说：“万一我牺牲了，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妹。她年纪还小，希望党组织能帮助她成长，教育她成材。”

陈然的确从心底里疼爱小妹。局势恶化之后，他把佩瑶叫到自己屋里，跟她做了一次长谈。他先给小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然后说：“小妹，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吗？要斗争就要有牺牲。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你不要因为小哥过于悲伤。你要好好上学，将来做一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佩瑶一听就哭了：“小哥，既然有危险，那你现在就赶紧跑嘛！”

陈然说：“组织已通知我做好转移的准

备，但是我要把这一期报纸印好发出去，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必须完成。小妹，万一我出了事，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佩瑶流着眼泪，抽泣着说：“你放心，我晓得。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我去人家家里做丫头，挣钱养活妈妈。”

陈然疼惜地摸着小妹的脑袋，微笑着说：“小妹，不用做丫头。新中国很快就会建立了，你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这是我们即便牺牲也要实现的目标！”

佩瑶一生都记得小哥最后的话——“你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这是我们即便牺牲也要实现的目标！”

1948年4月，重庆地下组织遭遇了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切都是由“红旗特务”引发的。

“红旗特务”是经过特殊培训的特务。他们伪装成进步学生、工人等进入工厂、学校和进步團体刺探情报，极具蒙蔽性，最为狡猾歹毒。

先是有“红旗特务”姚仿桓骗取了在文成书店工作的陈柏林的信任。在陈柏林拿给他看的一本书里，姚仿桓发现了一张《挺进报》。姚仿桓立即把这个情报向上司进行了汇报。因为姚仿桓是个跛脚，上司怕他看不住陈柏林，便派了更有经验和实力的“红旗特务”曾纪纲伪装成进步学生接近了陈柏林。

陈柏林是一位年仅18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文成书店是《挺进报》的一个发行点，由陈柏林负责。曾纪纲非常善于伪装，他与陈柏林推心置腹，谈苦闷人生，并表现出追求光明、渴望加入党组织的迫切心情。陈柏林被迷惑了，想发展曾纪纲为党员，并向上级“老顾”做了汇报，请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曾纪纲。

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陈柏林带着曾纪纲在约定的地点与“老顾”接头时，双双被埋伏在周围的特务逮捕。经过一天一夜的刑讯逼供，陈柏林坚强不屈，但他的上级“老顾”却经不起拷打，叛变了。

“老顾”的真名叫任达哉，他向特务交代了所掌握的情报。随着任达哉的叛变，重庆地下组织又陆续有人被捕，被捕的人里面有个别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之后，又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徐远举指挥军统特务，到处抓捕地下党，在重庆掀起了血雨腥风。

形势继续恶化，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挺进报》的直接领导，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宣传部长李维嘉，在接头地点与陈然见面，指示陈然要尽快印刷出新一期《挺进报》发出去。这是因为有些被捕的同志还没有暴露身份，继续出版《挺进报》，可以让敌人相信被捕的同志与《挺进报》无关，就有可能设法营救他们出狱。李维嘉同时嘱咐陈然，要万分警惕，做好准备，随时转移。

4月15日，陈然与蒋一苇商议：“一苇，你先转移到北碚去吧，我们两个都在家里，万一敌人突袭，损失太大了。你先躲到唐自杰那里，他那里比较安全。咱们定好了，你在那里待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要是组织上决定转移，我就去北碚找你，然后咱们一起走，转移到外地去。要是这中间没事，到第八天，你就回来。”

蒋一苇说：“不行，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自己撤呢？再说，还要赶着出一期报，我还得刻版呢。”

“刻版让吕雪棠做，他是小学教员，暂时还不会被敌人注意。咱们两个必须得走一个，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能保全一个，以后还能照顾两家的老小。不要争了，我是代理支部书记，这就算是咱们支部的决定吧。”

“那，你要多加小心！”

陈然说：“事不宜迟，你马上就走吧。”

蒋一苇告别了陈然，到北碚去了。

送走了战友，陈然马不停蹄地采购油墨、纸张，准备印刷新一期《挺进报》。

4月18日，李维嘉回家时，远远看见帮自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偷偷地朝他摆手。李维嘉意识到有危险，立刻转身离开了。原来，是特务去李维嘉家抓捕扑了空，遂在家中进行蹲守。

李维嘉知道自己被叛徒出卖了，当务之急是要通知同志们转移。他想到了陈然和《挺进报》，但又想到掌握自己家地址的叛徒也一定掌握陈然的所有情况，包括陈然家的地址。此时陈然家里也许已经有特务在蹲守了，如果自己亲自去找陈然，无异于自投罗网，而此时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必须火速向上级汇报情况以免组织遭受敌人更大的破坏。李维嘉只好用暗语给陈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看到信后立刻转移。

就在这天深夜，李维嘉冒着危险赶到刘镕铸的住处，匆匆通知他马上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同志那里，等待分配新的任务。之后，他消失在夜色里，只身赶往成都去向上级汇报。

刘镕铸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警惕性很高，他平时总是留着很长的胡子，穿一件蓝布长衫，看上去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子。许多人都叫他“刘胡子”，内部同志也是这样称呼他。刘镕铸是有意如此，以备应付紧急情况。李维嘉走后，刘镕铸先是小心地销毁文件——他怕点火烧毁会有火光引起敌人注意，就把文件一点一点地撕碎，用水冲入了下水道。然后他刮掉了胡子，天蒙蒙亮时，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西服，打上了领带。这时他从窗子向外一看，见不远处的街道上有几个可疑的人，正在向他的住处走来。

刘镕铸拿起公文包下了楼，刚出门就迎面撞上了那几个可疑的人。他镇定地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几个特务一心想着要冲进去抓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中年人，根本没想到从他们身边走过的这个穿西服、打领带的年轻人就是刘镕铸。千钧一发之际，刘镕铸顺利脱险。

特务们扑了个空，气急败坏地抓了楼下的店员，逼问刘镕铸的下落。店员冷嘲热讽地说：“刘镕铸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走了，你们都不知道，倒来跟我耍威风。”此后很多年，这一段传奇的事迹都被同志们津津乐道。

4月19日，陈然收到了一封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彭云

陈然拿着信，心里一紧。“江水暴涨”是在说形势恶化，“买舟东下”是在让他转移。彭云？小彭云才两岁，不可能写信，那么就是说，写信的人是故意用彭云这个化名，来暗示他情况紧急不能明言，讓他赶快走。

这就是李维嘉写的那封信。但是陈然不知道信是李维嘉写的，他想这可能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得知了敌人的动向，因为不方便直接通报消息，不得已写了这样一封信。

自己该怎么办呢？扔下手里的工作立刻就走吗？上级明确指示要他出完这期《挺进报》，难道只因为收到了一封暗示情况紧急的信，就扔下工作不管了吗？

陈然的心里充满了疑虑和焦灼。此时他多么希望能把这突发情况向他的直接领导李维嘉汇报和请示啊。可是按照地下工作的原则，上级知道他的地址，他却不知道上级的地址，没法去找李维嘉。

思来想去，陈然做出了决定：必须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先把《挺进报》印出来、发出去，自己再转移。

4月22日，刘镕铸来到陈然家里跟他告别。组织上派刘镕铸到更远的县里去工作了。陈妈妈见到刘镕铸非常高兴：“前两天你二姐新买了一只肥母鸡准备杀了吃，正好今天用它来给你饯行。”

陈然拿出那封信给刘镕铸看：“我收到一封暗示我转移的信，正好你来了，帮我看看。”

刘镕铸一看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收到的？”

陈然说：“三天了。”

刘镕铸瞪起眼：“三天了！你怎么还不走？不要犹豫了，马上走！我不耽误你时间了，你赶快去收拾。我也走了。”

陈然送刘镕铸往门外走，他还是不愿放弃任务。陈然边走边想：现在是十点钟，我马上处理完手头的事，抓紧把这一期《挺进报》弄完再走。”

站在门口，陈然紧紧握住刘镕铸的手，两个人依依惜别。

“保重！”

“再见！”

陈然马上进城，按照预定的时间到吕雪棠所在的捍卫小学去取刻好的蜡纸。他又拿出那封信给吕雪棠看，同时压低声音说：“可能是出了大问题，但我们不要惊慌，完成党的任务要紧。你也做好转移的准备，不要在学校住了，以防万一。”

陈然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了。妈妈告诉他蒋一苇来过，因为见他不在家，又进城去找他了。陈然心中稍宽，因为蒋一苇回来，他就多了一个能商量的人。昨天他还去找了蒋一苇的爱人陈曦，拿那封信给她看。因为小彭云就住在蒋一苇家里，知道彭云名字的人并不多，他想跟陈曦一起分析一下信是谁寄的。

陈然没时间与妈妈多说，急匆匆进了工作间，抓紧时间印制《挺进报》。

下午，天空下起了大雨，陈然心里暗暗踏实了些，在雷雨声中抓紧工作。

傍晚六点，雨停了，陈然终于印完了新一期《挺进报》。他松了一口气，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想着尽快把报纸送出去就可以转移了。

忽然，大门外传来几声叫嚷：“查户口！查户口！”

一直在替陈然放哨的妈妈赶紧回到房间，敲着门告诉陈然：“来了好多人！”

话音未落，一群人已经冲进了院子。陈然知道是特务来了，他推开窗户想跳到邻居家的院里去，但是被楼下的特务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叫：“你敢跳窗，我们就开枪了！”

陈然出不去了，大批特务冲上楼来，踢开房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特务们一拥而进，搜出了刚刚印刷完成的《挺进报》。

陈然没有惊慌，脸上的神色很镇定，被特务押着往外走。护子心切的妈妈冲上来拦住特务：“我儿子是好人，你们要抓连我一起抓吧！”

特务凶狠地将陈妈妈推倒在地。一直没有吭声的陈然，此时猛地大喝一声：“住手，你们干什么！”

他的愤怒和大义凛然的气势将特务震慑住了，他们竟一时呆愣在了那里。

陈然镇定自若地对特务说：“我会跟你们走，没什么好怕的！你们先出去，我要跟我妈说几句话。”

特务们竟然真的乖乖地出去了。陈然关上门，给自己倒了一碗开水，拿了两个馒头，慢慢地吃。其实，他哪里吃得下？他是想借此安慰妈妈。他边吃边跟妈妈说：“妈，您不要难过，您的儿子没有犯罪，我走的是正道。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解放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等着我回来吧。”

妈妈停止了哭泣，说：“儿子，我晓得。”

陈然摘下手表、掏出钱包递给妈妈，又取下口袋里的钢笔说：“这个给小妹，让她好好学习。”

然后，陈然从容不迫地挺起胸膛走出了门。

天已经完全黑了，特务给陈然戴上了手铐，又拿出绳索慌乱地捆绑他的手臂。陈然从容镇定，明白自己将迎来更大的考验。

蒋一苇从北碚回来时，正好是他离开陈然的第八天。按照约定，他要去陈然家里碰头。但蒋一苇赶到陈然家里时，陈然已经进城了，他赶快回到城里去找陈然，可找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他打电话叫来妻子陈曦，两个人在电影院里假装看电影。蒋一苇小声跟妻子交代着，万一敌人去家里搜查应当怎么应对：“你一定要装作自己是家庭妇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电影散场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没有伞，就站在街边的屋檐下躲雨。雨停了，也到了晚饭的时候，蒋一苇又叫来了妹妹蒋真，三个人在一个小面馆里吃了一顿担担面，也顺便嘱咐了妹妹一些事情。从面馆出来，已经有些晚了，蒋一苇赶晚上8：30最后一班轮渡，过江去陈然家。

蒋一苇到陈然家门前时，大门已经关了，周围静悄悄的。他轻轻敲门，没想到刚一敲，门就开了，来开门的是平时很熟悉的，在一楼住的工人领班——吴树华。原来，吴树华正在院子里气愤地坐着，睡不着。特务抓捕陈然时，他因为质问特务凭什么抓人而遭到了殴打。

他一见蒋一苇就说：“陈先生让特务抓走了，老太太急得要跳楼，你赶快上去劝劝。”

蒋一苇问：“还有特务没有？”

吴树华说：“还有一个，在楼上守着呢。本来有好几个守着，但刚才去吃饭了。”

蒋一苇说：“我得赶快进城想办法营救陈先生。”说完，赶紧转身走了。

蒋一苇回到江边，末班轮渡已经开走了，无法过江。他沿着江边的小路走了很远，来到一个进步群众家里住了一晚，并托他通知一些陈然的熟人不要再去找他。第二天一大早，蒋一苇租了一艘小船匆忙过江，紧急通知了自己能联系到的同志火速转移，自己也赶紧到朋友家躲了起来。

到了晚上，特务扑到蒋一苇家搜捕，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就把陈曦带走了。那天抓了好多人关在一起，由特务看着。陈曦怀里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她机智地不斷拧孩子的屁股，孩子一直大哭大闹，特务们心烦意乱，说：“算了算了，放她回去。”陈曦就这样回了家。特务们又在蒋一苇家守候了一个星期，一无所获，因为蒋一苇早已做好了安排。

这一天，险象环生，哪怕其中有一个环节对不上，蒋一苇也很可能被捕。侥幸脱险之后，他通知了许多同志转移，使这些同志免遭敌人逮捕。但遗憾的是，他没能救出陈然。不久，组织上安排他一家去了香港。解放后，蒋一苇成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蒋一苇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另一位《挺进报》的核心人物刘镕铸，因组织安排到外地工作，也及时脱险。

虽然陈然掌握着大量《挺进报》相关人员的名单，但因他平时细心，不留一丝文字痕迹，敌人在他家里除了搜到《挺进报》，并未获得其他情报。陈然被捕后坚贞不屈，不吐一字，保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1948年7月，就在敌人认为已经剿清了《挺进报》时，《挺进报》恢复了出版。

1948年12月，负责发行的程谦谋同志被捕，《挺进报》于1949年1月再度停刊。

但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挺进报》就又恢复了出版。

血雨腥风中，革命者前赴后继的精神可歌可泣！

（陈然虽然被捕，但《挺进报》的出版事业没有中断，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精彩请看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