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夏老师相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笔会上。那时，我还是少年小说创作的新手，而他则刚刚编辑了《1987—1988北京儿童文学优秀作品选》，其中选入了我在《东方少年》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罗森塔尔效应》。

那天，夏老师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从作品中认识你的，今天总算见面了。你这么年轻，大有潜力。”

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那时的夏老师已经是儿童文学界的大牌作家，出版了很多部作品，尤其是他的《普莱维梯彻公司》，广受好评并且改编成了电影。他的鼓励不仅是口头的，还出现在了那本作品选的序言中：“小民这位新人……是感觉极好、大有潜能的。鹄盼他能全力贯注，继续写出更多更新的佳作来。”对一个儿童文学界的新人来说，这样的激励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不仅如此，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明天准备红地毯》样稿出来之后，我心怀忐忑地请夏老師作序，他不仅爽快答应，并很快写出了序言，而其中仍不乏呵护与鞭策的话语。

或许可以这样说，我能够在儿童文学创作之路上不懈前行，是与夏老师这样的很多儿童文学大家的关爱和帮助分不开的。我曾想，夏老师之所以对我如此提携，大概是因为他也曾当过20多年的中学语文老师，更了解老师的业余创作之不易，更懂得我矢志不渝追逐梦想之心吧！

夏老师对文学的追求与执着，堪称“着魔”，令人敬佩。有那么几年，他在洋桥小区附近的一所学校租用了一间“创作室”，房间里除了一张书桌、一张行军床之外，还堆放着一摞又一摞文学刊物。他说：“这都是我自费订阅的。”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夏老师当时的工资并不高，每年还愿意花几百上千元订阅这些杂志，可见他对阅读的重视程度。他曾告诉我：“从这些刊物中，我可以了解文学的现状，可以从别人的作品中学到新的东西，丰富自己。”的确，夏老师在勤奋地学习、思考和探索，从而实现了“创作之树”长青。2012年，大病初愈的夏老师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七个人的偶遇》——那年，他已是73岁的老人了。

我一直觉得，夏老师是个活泼快乐、单纯率真的“老小孩儿”。有时说起自己遭遇的不平之事，他也会发发牢骚，但很快就会变换心绪，快乐起来。有很多次开笔会，夏老师都邀我同住一室。到了晚上，我们的房间就开起了故事会，而主讲者总是夏老师。他颇具喜剧表演天赋，哪怕一个普通的事件或逸闻，借助他有点沙哑而略带磁性的声音，以及眉飞色舞的演绎，也可以表现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有时说到兴奋得意之处，他甚至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除了我，每次的听众都不尽相同，但不管面对谁，他都能赢得大家一阵阵开怀的笑声。有一次，当人们都散去之后，夏老师忽然面带歉意地问我：“我的那些段子你都听过无数遍了，是不是觉得挺烦的？”我开玩笑地说：“没有啊，我也都当是第一次听呢！”夏老师看看我，微微一笑，那笑容竟如同孩子般羞涩而纯真。

有一年，夏老师跟我说，之前他去云贵高原旅游，曾到过一个偏僻的山村，那里有一所十分独特的小学，里面的少年儿童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而汉族学生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如果到那里待上一段时间，深入到学生之中，肯定能发掘出很多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故事。“什么时候和我一起去吧！”他认真地说。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了。可惜，岁月荏苒，世异时移，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行。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我和夏老师共同的憾事。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夏老师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有多仔细，思考有多深入。他对作品题材的敏锐捕捉和独特发掘，一次又一次予我启迪，令我受益颇多。

我和夏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12月20日。那天，我跟《东方少年》杂志社王庆杰社长一起去了他的病房。夏老师虚弱地斜躺在床上，头发已经完全白了，说话的语速比先前也缓慢了许多。我们闲聊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即便是说起往日的趣事，夏老师也只是淡淡一笑，再不像多年前那样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了。看得出，残酷的病魔正在啮噬着夏老师身体里最后的能量。

不过，夏老师是坚强的，也是温暖的，和他告别时，他一直关心怎样把陪同我们一起前往的爱人杨老师送回家去。从中，我又领悟到白头偕老、彼此珍重的真切意义。

只是没想到，那一天的告辞，竟是与夏老师永远的诀别……

在我心里，夏老师从未离开。他的诙谐幽默、聪慧机智、真诚善良都融入了他的《天国童子营》《少年情》《泥骆驼和小铃铛》《买山里红的孩子》等作品之中——那是夏老师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我想，正因为如此，夏有志老师应该可以欣慰地安然入梦了。

1995年《东方少年》杂志社在韩村河召开创作笔会，夏有志、尹世霖和王小民在会议间隙愉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