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昕

一

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描绘过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柴郡猫——它能让自己的身躯忽明忽灭，而招牌式的笑容仍悬留半空。“哈！我常常看见没有笑脸的猫，”爱丽丝念叨，“可还从未见过没有猫的笑脸。这可是我到现在为止见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猫集跳脱与懒散于一身，闪转腾挪间，总有一秒钟的诡笑反叛了时间，被人无限地记住。在《巴黎的忧郁》中，波德莱尔似乎替爱丽丝解释过这种现象，他说中国人善于从猫眼里看时间，那悬浮的笑脸其实是永恒投来的面影。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正在柜台前排队的茨维塔耶娃脱口而出——“他是个中国人，他有点慢”①——但他很快开始学习加速。爱丽丝可能不会想到，“没有笑脸的猫”和“没有猫的笑脸”同样数量庞大。前者的加速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成为后者，此刻的加速是为了更好地接近永恒，他们把永恒理解为金枪不倒、生生不息和死后留名。试看泱泱诗国，衮衮诸公，快慢相宜，喜怒无常。世上的一切全被度量过了，恍恍惚惚，各就其位。

诗，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诗人在这个骤然变化的世界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追问起来，大抵可呈现四种脉象。远的不说，这至少能给近一百年来的新诗史勾绘一张草图。这里不妨换个角度，若将诗视为有手段的目的，那将令形式论者和新批评家们深以为然，也切中纯诗信仰者和实验员们的下怀。“怎么写”终于在“写什么”面前扬眉吐气，由此开启了无穷内卷、不断变革和自我批判的旅程，为主流诗歌修筑必要的美学堤坝和技术硬轨，也常常引起争端和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