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生于1976年的育邦正好小我二十岁。按照艾略特在《叶芝》一文中的说法，二十年应该是一代人的周期（现在也许变得更短）。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赖以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有自己不同的趣味和偶像，体现在写作上，也会有自己不同的关注点及在艺术上的追求。这或许构成了一代代人不同的特质和文化使命。“使命”这个词也许略有些大，但就每一代人来说，确实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在写作上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读育邦诗集《伐桐》，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看法。透过里面的诗作，我看到诗人在审美意趣和诗艺上的追求，这与我这一代人也包括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关注点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面既不乏对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更有某种程度上的修正。這种不同，既是顺应了时代的变化，也多少带有因个人修养、趣味和地域上的因素而产生的主观性。在我看来，这如果不能概括为一代人的写作趋向，至少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几年前在一次诗会上，我认识了育邦，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沉静安稳。而在朋友们的眼中，育邦是一个兴趣广泛、修养全面的人。他生活和工作在南京，作为一个北方人，光南京本身还不能带给我足够的联想，但如果采用南京的旧称金陵，它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浓郁的文化意蕴：六朝古都，江南形胜，有着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风流余韵。少年时读《桃花扇》，便记得“金陵王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这样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