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 松 雪

（1.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 大庆163300；2.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两汉《诗》学既有今文、古文之分，又有官学、私学之别，还有师学、家学传承之杂。汉代《诗》学这些发展特点明显不同于先秦时期，体现了汉《诗》传播形式、思想内涵、社会功能各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一是两汉今古文《诗经》体现不同治《诗》风格。《诗经》在汉代被称为《诗》、《诗三百》或“三百五篇”。班固:“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2］41因此，汉代建立以后，以口耳相传的鲁齐韩三家诗得以传承，并用汉代隶书著于竹帛，称今文《诗经》。今文《诗经》凭借自身解《诗》知识价值体系，在汉初私学传播时期，汇聚成儒学特有的解《诗》精神内涵，将《诗经》政治化、神圣化、工具化，不断彰显儒家诗学的政治活力。与今文《诗经》相对，古文《毛诗》发迹也比较早，河间献王刘德时期便立于诸侯国，但却一直没有进入中央政权，与今文三家诗地位无法比肩。正因如此，古文《毛诗》治诗风格更显西周古风，在自身经典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历史化、严谨化诗学特点。

二是两汉《诗》学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西周时期，《诗经》是官府用来培养贵族子弟基本技能的工具。《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3］孔子及其弟子的《诗》学研究，打破了周代王官之学控制，实现《诗》知识体系更新与下移，《诗》的经典教化意义逐渐在官府与民众中同时传播，在儒生不断努力演绎下，完成自身经典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