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曼

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后，全国各地响应国家号召分别派遣多只医疗队伍前往支援，在出发前，多数医疗队都签订了“请战书”，请战书这一形式化的表达，融入了参与主体、特殊时间、符号化表达及权力因素等，借助于新媒体及仪式化的表达构建特殊的媒介空间，形成社会化参与及表达。当下“媒介化社会”①将表达更个性化、网络化和分散化，疫情期间“请战书”的凝聚力实现了媒介中心和公共生活的重塑，微博、微信自媒体以及官媒一致报道该事件，这一媒介事件叙事成为标志性样本。

1 “请战书”的仪式化表达

“请战书”分析包含了物质、具身以及文本三个层面②：在这里将从符号层面进行分析，见图1。

图1 “原第一军医大学赴小汤山医疗队全体队员”请战书

纵观各地请战书，包括三个固定符号：红手印、签名、拍照合影。以武汉封城第一天，1月23日的“原第一军医大学赴小汤山医疗队全体队员”请战书为例，该封请战书在落款下面有各支援医护人员亲笔签名，在签名上按上各自手印。同时在按手印过程中以实景拍照记录下来。特别指出这只医疗队伍是2003年抗击非典的医疗队伍，因此该微博发布之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另一则案例是同一天人民日报在抖音上传的“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武汉7名医生的请战书，该视频点赞数为369万，后续全国各地组织多只医疗队伍前往武汉驰援，并且来自航空、客运等多行业都上传各自的请战书。从表面上看“请战书”是一种记录，记录当时当下的场景，它并不具备约束力或是其他法律效力，并不是如同“契约”一样约束个体的行为，但是它却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且纷纷效仿，由此来看，它更多的成为了一种仪式和象征。它所承载的是一种形式和意义层面的内涵，“请战书”贯穿了整个“抗疫”，以下将从固定符号的表达、结构化整合、立体化展演三个层面对其详细分析，见图2。

图2 “请战书” 演变的三个层面

1.1 固定符号的表达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医护人员的目的表达。医护人员通过请战书表明自己的目的，即“不胜不还”的决心。此时疫情刚刚爆发，对于疫情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未知因素占主流，一旦前往将要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肯定的，而请战书的签订就是表明医护人员的决心，即全力以赴，不计自身。另一方面，请战书形成了媒介“样本”事件，给受众带来的是“现场感”③，从而带来的是“媒介仪式的模式化的行为”③，一份份“请战书”一经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就引发关注和迅速回帖，不少医护人员纷纷“请战”，希望参与到救援队伍，尤其一些医护人员是参与抗击非典的同一批人员，这一批人员具有其“特殊性”，可以说是二次“请战”，受众在看到这些真实的“请战书”以后，“参与感”和“现场感”十分强烈。纸、墨、印泥这一物质化的实物，在经过医疗团队元素整合以后，赋予其新的内涵，代表的是联防联治、群防群治，其所包含的感召力经由微信朋友圈以及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等新媒体转发以后受众的视觉中心迅速转移到该事件上，由此引发了“围观”。围观受众类别包括医护人员、留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以及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医护人员和留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医护人员这一群体的关联性强，参与度高，受其职业性质的影响，疫情爆发一线人员卷入度最高，他们使用的媒体工具例如微信、微博等会迅速延伸媒介空间的边界，这些非自然地边界会随着受众的参与度以及媒介传播而进一步延伸进行二次发酵，这里的媒介空间实际上类似于尼克所说的“公共空间”，“把媒介看做公共交流空间，作为公众的一员……有权进入其中”③。医护人员通过回帖、点赞、转发等不同的形式进入这一媒介空间。例如共青团委在发表“请战书”的微博以后，有医生回帖“同济医院第二批志愿报名已经满员了”。作为物理空间的医院支援队伍的人员配置及选择并非是一般公众能介入的，但是对于媒介构建的公共交流，公共场所，一般公众可以随意进出，将这一边界“自然和合法化”，由此公共权力的提升在此体现。留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他们的“请战书”有中文版、英文版及其他语言等众多版本，例如骨科医学研究生莱东翰的双语版“请战书”。之所以外籍人士具有特殊性，是因为他们的拥有“选择权”，即可以选择离开中国，返回自己国家，等疫情结束再来中国。他们并不受外在因素（经济、居住、亲人）和内在因素（道德约束、情感因素）等制约，最终他们选择“参与”，并且在“围观”的基础上申请 “请战书”，从而进入到中国的“疫情事件”媒介公共空间之中。这种从被动“参与”变化为主动参与，进而转化为“媒介行动”的行为进一步延伸了“公共空间”的边界。无论是欧洲还是非洲并没有这种按手印的“请战书”文化，这一因抗疫而形成的“媒介仪式”因媒介传播进一步扩散，“请战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表达，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的提升。

1.2 结构化整合

在第二个层面，“请战书”不再是某支医疗队或是个人请战书的单一呈现，而是通过整合的方式出现。以“某省”或者“某行业”的抬头出现，因此，其感召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由此媒介仪式构建的公共空间虽然仍是点对面的传播形式，但是其呈现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转变，“请战书”不再是医疗团队出发前的“仪式”，成为了集体精神的符号化表达，其“记录”内容不再是个人或是某支医疗队的单独行为，而成为了一种集体化的展演，因此呈现出精神共鸣和文化共振的态势。人民网军事2月3日在抖音上传“抗疫一线军人的请战书”，该请战书以“宣读”的方式将“请战书”呈现在受众面前，为军人发声。而河北日报、经视直播、航空工业等也在抖音上传“请战书”分别为河北医疗队、武汉铁运、航空发声。此时请战书内容在固定符号基础上出现了结构化整合，该整合从形式和内容上突破了原有的时空的界限，从而公共空间的沟通和影响范围进一步拓展。从形式上看，一方面是量变引起的质变，上百封请战书剪辑快速闪过，带给受众视觉冲击的同时，加深受众记忆，假设每封请战书都是一次媒介仪式的展演，那么上百封请战书反复出现，受众将仪式化过程反复经历，“参与感”更加强烈，呈现“时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状态”④。另一方面，请战书以“宣读”的方式呈现，将意向更加具化，将固定文字转化为声音这一延展性符号，结合抗疫画面，加深受众的“现场感”和“带入感”。从而对媒介仪式空间进一步“巩固”③。从内容上看，请战书所承载的除了“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信念以外，还有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以“抗疫一线军人的请战书”为例，请战书誓词宣读同时，画面随之变化，既有签署请战书的画面，同时也有军队整装待发的画面。受众在观看视频同时会产生身份认同，每位关注者，实际上都在参与“请战”的过程。通过分析视频的回复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身份认同的理解。回贴受众可以初步划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军人，一类是普通受众。作为军人，“我的老部队，荆州支队”这一回复体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在看到这一场景时，对自己曾身为这一团体的一员感到由衷的自豪。作为普通受众，对视频底下的回复“这是一支人民的可靠军队”，“人民感谢中国军人！抗击一线的军人加油！”这里“人民”这一称谓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与“军人”的称谓相对应，是对身为“中国人”身份的自豪。受众线上身份发生了转变，成为了“人民”，并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线下他们的角色是员工、领导、父亲、儿子……或者其他身份，现在，在观看这一视频的时间，此时此刻，他们的身份都是“人民”。因此，媒介构建的“公共领域”中，受众没有地域、权力和年龄之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人民”。回帖中出现最多的内容是“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祖国万岁”，这一回复以“人民”的口吻叙事，构建了共同语境。

1.3 仪式框架的构建

“请战书”的结构化整合，在意向层面的基础之上“对更宏观的价值观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和传播”③。在这一层面，“请战书”成为受众记忆与价值观勾连的桥梁，它将受众当下的价值观与过去的记忆相结合，“在‘仪式’的语境中进行框架”③。请战书由点到面，由内而外“框架”社会价值观。请战书文本“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及身份的认同，即对是“中国人”的肯定和认同，同时也是对自我认知的肯定，在这一框架里，其所暗含的根本价值进一步加深，不论是“参与者”，还是“观看者”其潜意识都在被媒介仪式构建着社会观。当然在构建的过程中会出现冲突，例如共青团委1月23日发布的微博后面回帖有质疑的声音，担心医护人员的安危及物资是否有保障等问题，这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所暗含的仍是在该媒介仪式框架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因为请战书的仪式本质上属于来意识形态层面，是一种象征，这一象征性的概念是“抽象化的理念凝结”③，依靠的仍然是社会经验本身。

2 媒介仪式的黄金时间（特殊时间）

根据疫情爆发情况请战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为1月23日至2月4日，这是武汉疫情刚刚爆发以及物资缺乏阶段，这一时间受众焦点集中，媒介集中报道，构建的仪式空间边界清晰，仪式框架基本构建成功。第二个阶段是武汉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境外输入病例激增，时间集中在3月26日至4月中旬。这时不少医疗团队是“二次请战”，文本表达为“刚结束隔离又开始新一轮战斗”。在此之前，随着武汉疫情得以控制，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情况好转，国民视线发生了转移，受众将“焦点”转向了国外，尤其是境外居住人员。如“许可馨事件”“小留学生归国事件”，诸如此类事件吸引了受众注意。正如尼克所说“在当代世界里，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同在的时刻都被影响着各个表达空间的媒介权力结构占领了”③。每一个媒介事件所构筑的权力空间都是“公共场域”它存在着“集中地建构”③的时刻，这一时刻即为“特殊时间”，随着受众事件中心转移，媒介转向，仪式框架也会自动消失。请战书所构建的媒介空间边界也是如此，当“表达权力”转移时，空间逐渐消亡，而当“二次请战”的请战书出现时，受众再一次“聚集”，此时的媒介又一次框架了社会空间，虽然权力存在流动性，但这一流动性有迹可循，必然受制于特殊的时间，“请战书”的黄金时间也正是其框架社会交往的特殊时间，在此期间内，受众再次获得赋权，从而形成集中性的表达和集体意识，唤起受众记忆，形成“习惯”“固定化”表达⑤，例如二次请战书正是在第一次请战书的基础上的延伸，不仅仅具有第一次请战书的符号化形式，同时在文本表达层面又表现出新的特征，语言更具感召力。

3 结语

一封抗疫“请战书”能引发上百万的关注，在实现记忆召唤的同时构建着共同语境，集中参与的“观看者”其潜意识都在被媒介仪式构建着社会观，这种构建即是一种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感知，同时也是借由自我赋权实现的媒介权力的转化。这种转化必然受限于“特殊时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一定的流动，由于媒介仪式的“召唤”作用，以及仪式的“现场感”和“参与感”，媒介仪式所构建的空间会生成又一新的范式与模糊化边界，从而再次框架社会交往。7月中旬的抗洪抢险，“请战书”这一形式再次活跃在媒体上，再次构建了新的“公共空间”，是受众实现政治参与的新的空间。作为符号化的请战书借助于互联网作用于不同场景，其暗含的是公共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实现了媒介权力的转移。笔者认为，通过“请战书”的研究，对于理解“媒介中心”及在媒介构建的公共环境中的社会交往，能提供研究路径和思路。

注释

①Couldry N，Hepp A.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Contexts，traditions，arguments［J］.Communication Theory，2013，（23）.

②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J].新闻记者，2015（7）：41.

③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62，76，81.

④蔡斐.疫情场景下的视觉凝视与身份认同——基于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云直播”的观察[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22（3）：97-104.

⑤约翰·斯图尔特.沟通之桥：人际传播经典读本（第十版）[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