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君 宋芸

“80后”女作家张悦然的小说《誓鸟》荣登“中国小说排行榜”后，聚焦了主流文学评论家的目光。其实，这并非主流评论界对“80后”打开了一扇门，而是张悦然与其作品被社会所关注和肯定。作为新生代青年女作家，她独有的写作风格使其作品畅销于市场，并且没有被贴上“青春文学”“泡沫文学”的标签。她锲而不舍地在创作中突破局限、开阔视野，挖掘创作的深度，用新鲜的元素和丰富的思想来丰盈作品的灵魂。

生于1980年初的张悦然，和其他“80后”作家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洞察能力，在商业化的包装下，被推向市场，如明星般有着自己的粉丝。集“偶像派”和“实力派”两者于一身的张悦然，用女性独有的感触写情感，所以更受众人关注。本文试图对张悦然小说的发展进行剖析，总结“80后”领军女作家的写作风格与特点。

“80后”这一代人，成长环境完全异于“60后”和“70后”。20世紀80年代，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活丰富，信息更迭迅速，网媒惊人地崛起。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80后”的思维更加新颖，视野更加开阔。他们似乎不同于脚踏实地、团结奋进的“60后”和“70后”，他们更加渴望彰显自我，善于标新立异，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在青春懵懂的年龄，他们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充满渴望与憧憬，但多为独生子女且学业繁重的他们，更加压抑、敏感、孤独、忧郁，这些特点也渐渐从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展露出来。张悦然也是这一特殊群体中的一个，但她却誓要摆脱“80后作家”的标签，其作品大多数与其成长接轨，但不是浮躁、偏执、粗糙的快餐文学，其写作风格与特点独成一家。

一、“80后”女作家笔下“纯净高贵”和“孤独忧郁”交织的爱情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物质充斥着青年一代的思想。很多“80后”作家，都在情感描写中融入大量的物质与金钱。张悦然却独树一帜，用“80后”女性独有的思维来叙写爱情。她所写的“爱”拥有深厚的时代烙印，小资而又浪漫，同时又包含了特别之处，文字间流露出自己所追逐和渴望的“爱”之模式。

她笔下的爱情是忧郁纯洁、高贵明艳、不食人间烟火的。“爱”也是张悦然表达其内心世界的载体，例如，《葵花走失在1890》中，向日葵对凡·高静默无言的爱情;《樱桃之远》中杜宛宛与纪言不惹尘埃的爱，段小沐对小杰子不计回报的爱;《毁》里因为坚守着爱情而死亡的天使……这一系列有关爱的故事，都流露着一种冷艳与孤独，正如她在《写给我废寝忘食的爱》中所写的：“爱和人的关系也许就像鞭子和被抽起来的陀螺，它令它动了，它却也令它疼了。别去看它在那里疼，你们要和我一样，都闭上眼睛，只静静听那飕飕的风声，那是鞭子和陀螺在一起唱歌。”这无疑折射出作者的内心世界—一位少女对单纯神圣、明净无瑕的爱的憧憬。这与海岩笔下轰轰烈烈、打破世俗的爱不同，与琼瑶笔下缠绵悱恻、如胶似漆的爱相异。张悦然描写的爱是灵动、稚嫩、浑然天成的，不像水晶而像晨露，纯洁高贵得令人怜爱，却又让人心疼。

由于张悦然自幼生长在教授家庭，且为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的陪伴，对爱的要求更为强烈，甚至疯狂。这些强烈与疯狂的背后，藏匿着无穷无尽的孤独与忧郁。如《誓鸟》中骆驼对春迟的欺骗，春迟丢失了记忆，再也没有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张悦然将自己孤独的灵魂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女性都是受伤的人，她们最终会承受无限的痛苦与孤独。这一点，独生子女群体都会产生共鸣，再多的欢喜与伤悲，他们都得不到释放与发泄，只能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咀嚼消化。

很多人认为“高贵”与“忧郁”是“80后”作家在写作中的通病，是一种盲目的夸大，是无病呻吟。而笔者认为，这种盲目地贴标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张悦然笔下的爱情之所以呈现出这两种独特形态，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她用女性特有的感悟描写着心中所向往的爱情模式，“纯净高贵”和“孤独忧郁”交织下的爱情更具立体感与灵动性，折射出少女作家内心的真情实感。

二、“80后”女性视觉下的友情和亲情

张悦然小说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爱的无限歌颂，对亲情、友情的眷恋不舍。通常，女性作家更具有叙写“亲情”“友情”“爱”的天赋，比如冰心、张爱玲、茹志娟、王安忆……她们笔下的“情”都是那样细腻、唯美、耐人寻味。张悦然在秉持这样风格的同时，融入更多新元素、新观点和新认知，不再单纯折射出女性在“情感”面前的温柔与顺从，而是表现出一种“独立”与“自我”。张悦然笔下的“情”不是传统描写下的唯唯诺诺、缠绵悱恻，而是干净、明朗和细腻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张悦然作为“80后”的新女性，对情感的认知是与众不同的。其文字间流露的情感更具张力与个性，看似细腻琐碎的描写，却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如《这些那些》中“小舞，我家前面的街是那种曲曲折折的小巷子。那是这个城市里作为古建筑保留下来的唯一的街。很破旧，可是很骄傲。柳树，大木头门，泉水，还有对联”;又如《樱桃之远》中“我最心爱的夜晚时光，是我的爸爸把我放在他的膝盖上，然后他用双臂环住我，他两只手握住一本连环画，刚好在我的面前，我就自己翻看”。

细腻、简单的描写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浸入读者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引起人们的共鸣。似乎，她始终在以一个少女的视角看待友情与亲情，不虚假、不牵强。故事中的友谊片段没有轰轰烈烈和山盟海誓，亲情章节亦无生离死别，一切的描写都简单却不媚俗。同时，她的作品在不断地成熟和成长，情感的描写由“小爱”转化为“大爱”。《葵花走失在1890》开始将爱与善相结合，褪掉了个人的情绪，站在了更高点思考;《十爱》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张悦然对人性的深入思考;《樱桃之远》更加娴熟地将理性与感性相融合，把成长中的亲情与友情演绎得真挚完美。

三、“80后”青春女作家唯美主义风格的彰显

笔者从小学六年级开始阅读张悦然的书籍，直至今日，已清晰地看见她成长的轨迹。在网络小说和青春文学疯狂流行的今天，张悦然是凭借什么脱颖而出，受到主流文学的关注与重视呢？她的作品自始至终流露出一种纯文学的忧伤情绪和悲剧精神，其创作过程中，满溢灵动的意象，精致的文字，高贵冷艳的气息。虽然所写之事有些许平凡琐碎，但没有俗气和粗劣。

如《鼻子上的珍妮花》《白白》《宿水城的鬼事》等，所写的“爱”都是有灵魂和信仰的，爱的过程或疯狂，或残酷，或温馨，或忧伤，但贯穿始终的“爱”永远是一尘不染的，如出水芙蓉般清新自然、耐人寻味。她笔下流动的爱都是高贵、明净的，即使是沾满人间烟火的世俗之爱，也被她升华到精神的层面。张悦然的小说是被“爱”包裹的，不管爱的过程是何等痛苦、煎熬，她总是勇敢地直面，除去一切包装，用灵动的语言将“爱”的真实面目暴露于读者的面前，结局都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最为关键的是唯美主义风格下“爱”的过程。

作为“80后”青年女作家，张悦然已经表现出与同龄人不同的感触与才华。涉世未深的少年人写爱往往是片面和偏执的，而张悦然却成功地逾越这个界限，她更为成熟地捕捉爱、欣赏爱、驾驭爱，而后将这些素材用年轻人简单的思维串联成文章，其作品顺理成章地变得浪漫却不空虚，高贵却不造作。

四、女性意识的融入与彰显

张悦然的故事中的女性，拥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独立、自信、善于反抗，甚至桀骜不驯。她们不再依附于男人，而是善于自力更生，努力奋斗为自己赢得一个世界。这突显出张悦然强烈的女性意识，她希望女性作为树的形象和男性站在一起，而不是受男权的压抑与控制。

在《水仙已乘鲤鱼去》中，女主人公暴食导致肥胖，她却不断地使自己变得美丽，直到有一日站在镜子前，发觉曾经那个丑小鸭已出落成美女时，这一切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肯定。这是作者对女性自我奋斗的歌颂与赞扬！又如《樱桃之远》中，杜宛宛从自私自利、嫉妒冷漠变得善良、宽容和无私，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与挑战，杜宛宛成功地转型—由“恶”向“善”，这无疑是女性自我的一种完善与蜕变。

女性意识在《誓鸟》这部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男人不再是女人的全部，他们亦不过是幻象而已，在生命中唤起了女人的梦想，女人也可以独立、高傲地活着。小说中春迟深爱着骆驼，而骆驼欺骗并深深伤害了春迟，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写法将春迟的结局定为“轻生”，而是“最令我吃惊的是，在春迟丢失的记忆中并没有她与骆驼刻骨铭心的爱情，甚至连骆驼的影子都没有”。

张悦然笔下的女性，有一种极强的独立意识，她们不是是男性的附属品，即使受到深深的伤害，也选择了遗忘。这种冷漠、淡忘与不羁，堪为对男权社会最大的反抗。

五、童话式的写作模式

当代青春文学的作家，大多以自己成长的时代为背景，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欢喜伤悲，极富“贴地”的感觉。张悦然却摆脱了这样的禁锢，其童话式的写作模式，受到了读者无数的肯定和褒扬。善于童话式写作的张悦然，无疑拥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她的作品不偏离现实，却又有比现实更为美好、神秘的东西。笔者想从“意象选择”和“情节设置”两个方面浅析张悦然独有的童话式创作。

（一）独具特色的意象选择

意象的丰富堪为张悦然小说中最大的亮点，这些意象犹如精灵一般，令小说拥有丰盈的灵魂。这些意象不艳丽、不夺目、不虚伪，它们简单明了、自然而然，赋予小说灵气与魂魄。

“誓鸟”源于精卫填海的故事，它是精卫的另一个名字。精卫本是炎帝的女儿，她的身份相当于一个公主，被大海淹死之后，为了复仇，就叼微木不停地填海，她死后子子孙孙都这样。小说故事以爱和仇恨为基调，用残忍的笔触表现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同时，小说《誓鸟》中，“贝壳”也是一个独有的意象，它容纳着时间留下的一切，包含了争斗、杀戮、名利、情爱……记忆中的欢喜伤悲、恩怨情仇全都寄托在这一个意象里。还有“猫屎咖啡”“春迟血红的双脚”等，都拥有丰富的寓意和内涵，打破了空间想象的障碍，透露着无限的灵性。

还有一大批意象，出现在张悦然早期的作品里，它们简单、普通，比如各式各样的纽扣、五彩缤纷的指甲、寒冬盛放的水仙花、无家可归的黑猫和幼儿园锈迹斑斑的滑梯与跷跷板……它们却在张悦然的笔触下散发着不一样的光辉。比如，《樱桃之远》中三色冰淇淋上的“樱桃”象征着父爱、孩童眼中美好的事物，《红鞋》中的“红舞鞋”象征着成长、更迭。

这些意象更能触及读者的神经，像鞋中的一粒沙，那么微不足道，却牵动全身神经。在张悦然近期出版的以“鲤”为主题的系列丛书中，意象得到了更加成熟的应用，这一系列书推出过“逃避”“暧昧”“孤独”“嫉妒”“上瘾”“谎言”“荷尔蒙”等，张悦然将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心理干扰和精神困惑挖掘出来，赋予它们内涵和生命，让读者产生共鸣。

（二）情节设置富有“童话性”

有人评价张悦然小说中的爱情属于“前婚姻状态”，主要分为“骨感爱情”和“两情相悦”两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童话性也在这两类描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骨感爱情

所谓“骨感爱情”即为一方倾其所有、耗尽膂力、不求回报地爱另一方，而另一方只是贪婪地、冷酷地接受，毫无回报之意。这样的爱在张悦然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例如，《残食》中蓝色鱼妻子心甘情愿地充当丈夫的美食;《樱桃之远》中段小沐对杜宛宛毫无所求的怜惜爱护;《葵花走失在1890》中一株葵花对凡·高痴迷、疯狂的爱恋;《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璟对陆逸寒的追随，优弥、沉和对璟的追随……这些干净、纯粹、超脱世俗的故事情节，类似《海的女儿》中美人鱼对王子的爱，是那般刻骨铭心、引人入胜，令读者心痛与伤感。

张悦然笔下的爱源于生活，是真实存在的，这种“童话式”的情节设置，投射出“80后”爱情中“独角戏”的常态，人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爱，大多数时间却阴差阳错，如刘若英歌中所唱“喜欢的没出现，出现的不喜欢”。此类倾囊而出、心甘情愿的爱，似乎更有吸引力，它壮烈、干脆、刻骨铭心、摄人心魄，给人以童话的梦幻、迷人之感。

2.两情相悦的爱情模式

张悦然笔下另一种爱情模式—两情相悦，依然具有极强的童话性。这种两情相悦、擦肩而过的爱情，更加耐人寻味、令人着迷。童话中最常见的“艳遇”片段，被张悦然运用于文学创作中，为小说增添了无限的神秘、浪漫、唯美的色彩。例如，《谁杀死了五月》中三卓与女作家短暂的爱情，仅限于肌肤之亲与拍照的片段;《樱桃之远》中纪言与杜宛宛难以冲破误解的相爱……它们总是易逝、短暂的，如朝露般来去匆匆，正因为这种易逝和短暂，才让爱保鲜。俗话说，“得不到的才是最美好的”。这样的爱情，更能突显其珍贵、难得与美好。

“两情相悦”的爱情模式所融入的童话性，给予读者更多的回味与深思。同时，在童话性的笼罩下，所有的爱不会庸俗，它们变得更加明净、纯洁、浪漫和唯美。这样的形式，成就了张悦然小说的独有风格。这也是其摆脱“80后作家”诸多标签，独成一家，以及受到主流文学评论界关注和肯定的重要原因。

基金项目：2020年阿坝师范学院校级规划课题，项目名称：诺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张悦然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及流变，项目编号：ASB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