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漉霏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大淖记事》在展示平淡从容的姿态与人间美好之意这方面是极具代表性的，看似平淡如水的叙述之所以别有一番滋味，正是由于作为大淖日常生活主体的人们，身上闪烁着一种别样的人性光辉。而剖析整个社会的人与人性，往往要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这也是本文把对女性命运的剖析置于挖掘人性美之前的缘故。故以下本文将由两方面逐步深入，透过女性命运和整个社会人性光辉的相关之处，运用文本细读方法，尝试对《大淖记事》进行相关考察和分析。

一、女性的觉醒与率真

汪先生从小生活在江南，接触的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没有对小人物有任何轻视之意，却力图从他们身上挖掘善良的人性光辉，这也是汪先生创作的灵感来源。在《大淖记事》中，率真的人性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女性群体是洞察社会面貌的特殊群体，故探讨女性生存图景势在必行。

《大淖记事》中，女性群体是汪先生倾情描写的对象，面对女性，汪曾祺着意表现的是她们的美丽与坚强。他从挑鲜货的“女将”写起，对她们的外貌进行极其细致的描写：“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这和小说中惯常出现的弱柳扶风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她们不会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等待男性上，更不依附男性生活，透出女性率真的独立姿态。同时，这里的姑娘们随心寻伴，不拘礼节，也不受任何约束，一切以“情愿”为最高原则，而这种不好的风气却正是这其中的好之所在。

在大淖，无论经济还是生活方面，女人都不再完全处于从属地位，更不用被动地被选择，而是主动出击、随心所欲，这种主动的对立面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与礼教。从前女性的被动实则是一种“承受”，承受生命的苦难和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无奈，相关作品中其实不乏对女性的敬佩与赞美，但敬赞的只是女性在这其中迫不得已而迸发出的韧性与生命力，怎么都逃不开被动这一大前提。而《大淖记事》中女性彻底冲破了藩篱，除了自我以外，不在意任何条框，这足以看出女性的觉醒。而男女之间的这种势均力敌不仅体现在爱情上，更体现在女性做着与男性相同的工作，且更加赏心悦目这一方面。这都是作品中有意无意地体现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肯定。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巧云的母亲莲子嫁给巧云的父亲，又离开了他，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道德缺失，也并不加以谴责，“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这种包容女性的社会风气对女性的独立有着很大的助益，女性在这种风气下自由地成长，这种良性循环场域的建立为以下将要谈到的人性美筑就了温暖的巢。

二、诗意描绘下的淳朴人性美

汪曾祺曾说：“现代小说写的只是平常的‘人’。”通过平常的视角切入平常的生活，却能在平常中见不平常，表现出他深远的记忆，这正是汪老的叙述功力所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用了近一半的笔墨将大淖人民的日常生活娓娓道來。

他写浆坊以及便宜的浆块，附近人家的原生态燃料，写到轮船公司时，避开其繁华亮丽的过往，只写卖零食的小贩，颇具烟火气。轮船公司西边的人家也都是一群凭手艺吃饭或卖些小玩意儿讨生活的朴实村民，他们和气忍让，少有口角，又讲义气。日常的娱乐生活也非常简单，无非是打拳唱戏之类，寥寥几笔，淳朴的生活就被勾勒出来。而在轮船公司东边的人们则以挑货为生，苦中作乐的意味十分明显。家中没有隔夜粮，吃的都是脱壳的糙米，过年也只能简单庆祝，女人的托肩也不停缝补。但汪曾祺先生似乎有意将生活的苦隐去，着重叙述生活中喜乐的部分。这种自得其乐并不是对生活苦难的逃避，其实是能够与生活融洽相处的俗趣与“平淡为真”的人生哲学的最好体现。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并没有汹涌澎湃的风云变幻，我们会发现，在《大淖记事》中找寻不到任何有关时代的暗示。汪曾祺似乎有意将社会历史语境隐去，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更多的是对艺术的聚焦以及对日常生活和平民百姓的关注。正如郜元宝所说：“汪曾祺倾心于喧嚣的时代主题之外的古老乡镇普通人辛劳而认真的日常生活。”体现出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式的诗意描绘，渗透着一丝水汽。这种诗意描绘不仅体现在对大淖人的谋生、娱乐等日常生活的描绘当中，更着眼于在面对人性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时，他们所做出的选择。

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刘号长破坏二人美好爱情的片段中，大淖人对于此事的态度非常值得探讨的。巧云的爹只是叹气，邻居们只是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巧云自己面对此事也只是说“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若按中国传统思维来看，这种婚前被强占的屈辱会使作为受害者的女性失去价值，人们会指责她变得不完整和不纯洁，甚至会鼓动她放弃生命以保全名声。而这种畸形的观念在大淖是行不通的，尽管面对巧云的遭遇，长辈们似乎有些过于轻描淡写和无可奈何，但这种拒绝物化女性的态度却洋溢着一种包容和善良。最关键的是，作为男主角的十一子在巧云被强暴后十分心疼她，也更加坚定这段爱情，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在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记响雷，其中展现出对人性的尊重与包容。

这种光辉在小锡匠与刘号长产生冲突之后达到高潮。小锡匠被保安队的人打得奄奄一息时，锡匠们开始游行示威，最终将刘号长赶出大淖。而开明的长辈不止老锡匠一个，大家不论住的远近都来探望小锡匠，“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村民们由衷地支持这对“苦命鸳鸯”，心里并不对此有任何鄙薄，而是十分骄傲。相对而言，在传统思维中，长辈和同乡邻居等均扮演着阻碍的角色，而这里却大力支持两人的爱情，令旁观者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由与人性的蓬勃高昂。这正呼应着作品中“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严苛无情的条框在面对自然的人性时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人们自由地达到了对美和诗意的追求。

三、相关思考与评价

尽管我们感动于《大淖记事》中淳朴恬淡的民间生活和其中洋溢着的纯美人性，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篇小说中其实仍存在可商榷之处。这体现在女性解放的实践方式上，《大淖记事》中，在奇特又率真的民风表现之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其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罕事。”这看起来是女性已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从属的束缚，获得了自由，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女性解放的本身：难道在两性关系上从束缚过头的一端走向解放的另一端仅仅是靠完全站到专一的对面来完成吗？其中或许存在着在女性解放过程当中，由于想要推翻一切的急切心理以及满腔的热情，结果用力过猛导致适得其反的问题。进一步思考，尽管真正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解放，女性解放的问题或许也不能由此找到终极答案，进而走向终点。接下来，汪曾祺表明女人与男人相恋与否都是凭自己意愿而为。其实，这其中表现出的态度是更有价值的。这种“情愿”是自我情绪的表达，随着自我情绪的起落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正是人本真性存在的方式。通过这种存在，生命就会存在意义，这也是女性解放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尽管如此，《大淖记事》对女性的赞美却是由衷的，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些视角的局限而将其总体价值抹杀。作为汪曾祺小说的代表作，《大淖记事》中充满传统意味的叙述以及对人性自然美的叙述，永远洋溢着光辉，这也正是它充满韵味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