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

当下，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各省市陆续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如北京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广东落实陪产假等。但遗憾的是，在最关键、影响最大、涉及实际利益最多的领域——二胎家庭必然面临的住房需求，仍然会被“惩罚”。

房住不炒，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住”是房屋本来的用途，“不炒”是为了抑制房价，让房屋回归“住”的本质。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炒”压过了“住”的需求，把人们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也一并抑制了。

对于二胎家庭而言，增加居住面积，甚至都谈不上改善，而仅仅是因为孩子增加带来的基本需求。一个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要祖辈帮忙照看，这需要一间房；两个孩子，长大需要独立空间，一人一间房；夫妻一间房；再加个客房或书房，这就是5间房。算上卫生间与厨房，再算上公摊折损，一般就会达到120平方米。这并不是什么奢侈性的需求，只不过是养育两个小孩的基本居住需求，理应属于“住”，而不是“炒”。

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在达成这个基本居住面积的过程中，二胎家庭会遭遇多重惩罚，这极大抑制了人们生育二胎的意愿。

目前，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超过144平方米的，则按3%收取。此外还有总额门槛，以上海为例，面积小于140平方米，总价内环不高于450万元、内外环之间不高于310万元、外环不高于230万元，同时符合这两条的才是普通住宅。而即便是在外环，120平方米的房子，价格一般都会接近500万元，这就会被认定为非普通住宅，被施以更高的税费。而契税增加1.5个百分点，500万元的房子，就会多收7.5万元。

这些标准仍是基于一胎政策设定的，并没有考虑二胎家庭需要增加的居住空间。即便退一步，一家几口挤在一个更小的房子里，在换购时也会遭遇困难。

一般银行在审批住房贷款申请时，都会“认房认贷”。“认房”，以房管部门出具的家庭住房情况证明所显示的住房套数为准；“认贷”，以征信报告显示的房贷是否结清为标准。银行在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上，对普通住房与非普通住房作区别对待。

以一个家庭最常见的路径为例，一般是夫妻先贷款购买一套房，初次购房，往往面积较小；等到第二个孩子出生，改善居住条件成为必需。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这个需求有一个很高的门槛，甚至某种程度上会被“惩罚”——凡是贷款买过一套房，哪怕先卖掉，再购入第二套房，通过房屋登记系统查询不到房产，但在银行征信系统里能查到贷款记录，就会被视为第二套房，首付比例会从30%提到70%，税费也更高。

如果贷款300万元，30年还清的话，利率提高10%，相当于每个月要多支出1000元。而更高的门槛，在于首付。被认定為二套房之后，首付会从30%提升到70%，如果是一套500万元的房子，这相当于要多准备200万元的现金，这对于大多数家庭，是一个短期内无法翻越的门槛，生育的欲望就此打消。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和金税工程之下，税收统计已极端细致了，能精确了解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的收支情况，那么，为何不能把生育二胎家庭的需求单独拿出来，给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呢？这在操作上没有太大难度，小孩的身份证、出生证明、户口都是不能作假的，银行、税务部门、房管部门可以据此建立一套针对二胎家庭的房贷、税费政策。不管是对于刺激消费，还是刺激生育意愿，或从更大层面上，避免国家陷入低生育率，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都是必要且紧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