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宇

自西洋传入摄影技术，近代人物多有留影。1911年6月，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一张图片，画面是袁世凯垂钓之姿。自此，“洹上渔翁”的形象，广为流传。袁世凯“在野”源自摄政王载沣收归权力，袁世凯遂以“足疴”告退河南安阳，这张照片是他当时状态的缩影。然而，照片实际摄于1910年某日，袁世凯也并非垂钓者，而是立于船尾之人，垂钓者是他的三哥袁世廉。

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并不在乎真实，而在于用意及目的。这张照片传递的信号正是：袁世凯表面上超然于物，实际上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斯世时局，洋权、绅权、军权并立，在天津小站练成北洋新军的袁世凯，始终是军界领袖;而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是沟通皇权与平民的重要媒介，因此受到朝廷拉拢;侵略列强，自不用说，只是宰制中国的逐利者。

清末民初，是一段各方势力割据互搏的历史，而民国伊始的权力核心，无疑是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其实，早在1911年6月7日，张謇与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洹上密谈”，其后又在北京与北洋派重要成员多次沟通，此举预示北洋军事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謇所代表的士绅集团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系此前双方合作的结果。

袁世凯的垂钓形象，是时代洪流中的自我标识，然而并不妨碍他暗自谋划时局，拉拢士绅集团，以便在合适时机一锤定音，东山再起。公共形象的传递，让人们感受到新媒介的力量，也让政治格局变动不居、充满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