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吴志菲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程有多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没机会上講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 年恢复高考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当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后来，查全性才清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因为知道自己敢讲真话，才会安排他参加这次会议。

8月4日早晨，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涉及敏感内容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或是“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但这时，查全性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发言。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名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绝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尔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指导性的发言，或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根据现实情况果断地做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这个当场拍板的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似乎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又有人提出：这样大规模的考试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纸张，这两件事从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但当时不行。问题也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名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的总数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场、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摘自《关键一招——中国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