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文化和书法传统视角审视清代状元书法

2021-01-19赵晓娇

大学书法 2020年6期

赵晓娇

状元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象征与智慧的榜样，引领着庶民的文化意识、社会教育和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清代状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科举士子，所表现的书法形象，透露的既是个体的书法艺术水准，也是一个时代的书学显现。因此，我们必须要把他还原在历史的语境之中，从地域文化和书法传统中去解析其中的历史根源，才能看清状元书法的本质。正如欧阳中石所言：“我总是说要把中国的书法放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中来看待，才能看得清楚。”[1]状元干禄书的审美标准势必引领民间的书法意识形态，是普通民众科举进仕的书体衡量尺。反之，状元分布地区的文化观念和书法传统又反作用于官方的人才选拔倾向和书法审美要求，以及状元产生的数量比例。清代科举应试的规定、选拔官吏的要求、帝王对书法的尊崇，使书法成为所有文人士子必习之技。干禄书成为科举应试的书法标准，成为众多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的垫脚石，是一项谋取官阶的技能。因此这种上制下行的书风，给民众提供了更直接的影响和说服力，尤其影响了科举文化兴盛的江、浙、皖地区的书法审美导向。江、浙、皖地区经济富裕、文教传统渊源深厚、书法历史悠久是带动状元产生的重要条件。江浙地区进士人数在全国最多，考取状元几率较高。这些考上的进士又反作用于家乡的文教，并建立了在朝廷的稳固地位，为地区起到楷模带动的作用。他们所形成的庞大进士群体、官员群体、翰林群体互相交往，相互提携，探讨书法研习经验，使书法传承有序。相对于江、浙、皖地区，其他地区文教落后、科举功名观念不强、地域劣势等因素，导致产生状元人数较少，形成的书法氛围淡薄。

一、地域文化差异导致状元人数比例失调

在清代114 名状元中，江浙地区承揽了一半以上，其中江浙地区的状元占状元总数的60.5%，其他省份占39.5%。清代江浙地区状元总人数比例较高，其中清代前期江浙状元占同时期总状元比率达84%，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甚至于康熙时期只有邓钟岳一人为山东人，其余均出自江浙地区。明末清初有经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浙江绍兴），以及顾炎武（江苏昆山）开清代朴学之风等作为代表人物，反映出江浙地区文教的兴盛。江南文化观念开放，家族教育理念浓厚，庄氏家族以乾隆十九年状元庄培因为代表，庄氏家族以及其他大部分家族均以科举进仕作为振兴祖业的大事。历代科举中祖孙、叔侄、父子、兄弟、翁婿等及第状元皆有，且多出自江浙地区，可见江浙地区的家族文教门风极盛。例如浙江有以状元姚文田为代表的姚氏家族，苏州有以翁同龢、翁同源叔侄状元为代表的翁氏家族，苏州还有归氏（清代状元归允肃）、陆氏（清代状元陆肯堂）家族等，均为科举世家。诚然，这种现象也与康熙时期有意笼络江南知识分子有关，且乾隆帝曾因怜悯天下寒士，而特于江南地区设文宗阁等学习场所。《戊戌变法》记曰：“好学之士，半属寒峻，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固陋寡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阁、文汇阁、文澜之阁，备度秘籍，态人借观。……自此以往，江浙文风，甲于天下。”[2]

宋元强《清代的状元》[3]一书中详述了江南地区兴盛的科举家族文化，并认为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状元潘世恩、金德瑛都具有家庭从商的背景，雄厚的经济实力是文化昌盛的重要基础。商人历来都有崇文的心态，注重修习儒家经典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以此更贴近上流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因此，江南家族对于家庭儒学文化的培养和达官进仕是极其重视的。叶郎认为：“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是在审美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要受到这个人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文化教养、社会职业、生活方式、人生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4]江南地区的文教兴盛促进了人们的文化追求、思想追求和价值追求等，因此，状元所受到的是传统儒学和正统帖学的教育，对艺术的感染力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官方审美的最高点上。

江浙一带的商人积极热心于投资建立书院等社会教育机构。江浙地区村落建设最多的公共性设施是书院、进士第牌楼和宗祠，形成付出与回报的正比，即投资书院换来了大量的进士人才。苏州从隋唐始开科举，重视兴办学校，府学、县学、书院一应俱全，清代苏州建有紫阳、正谊、平江、山间、崇文等较著名的书院。浙江湖州著名书院有安定书院、清溪书院等。状元石韫玉退居朝廷后，曾任职紫阳书院教学。除此之外，村落设有社学、义学，家族也兴办私塾等教育机构。较大的家族还设有家学庭训，凡适龄儿童须入塾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并对优秀者给予奖励。顾颉刚认为：“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5]清代苏州甚至流传一种以游戏形式消遣的状元筹，反映了苏州地区人们的娱乐活动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

江南地区刻本兴盛是书法兴盛的重要因素，也是文教兴盛的一个重要侧面。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记曰：“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6]江浙地区是全国刻书业的中心，刻书、藏书繁盛，以杭世骏、卢文绍、朱彝尊、高士奇、俞樾等人为代表，同时这些人也是清代的帖学名家。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述顺治时期状元徐元文“积书万卷，皆手自校雠，卷帙率精。所为诗文有汉魏风致，集若干卷于家”[7]。状元石韫玉有孽海、凌波阁、独学庐等专用藏书库。[8]毕沅经训堂、灵岩山馆是较闻名的藏书楼。翁同龢曾为著名藏书家瞿绍基藏书楼题行书对联“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9]。藏书业的兴盛促成了江浙名流官宦、博学之士互相交往，相互提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刘福姚楷书《寒香新月》联弘扬博物馆藏

梁启超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天然景物，会影响一个朝代的审美风貌和人们的审美情趣。[10]从江浙地区优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中能够产生众多的名家帖学作品和丰富的状元文艺作品，表明在美好的环境里，人的文化创造力和艺术创造力都会变得更加敏感，人的思维更加活跃。美好的心境促使笔下的抽象的书法线条囊括了环境中的万象，也“正是简洁而表现性强的线条，使书法囊括了自然的万象之美，使书法实现了从自然之象到书法之象的转换。书法线条的这种纯化或者说抽象，就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书法所裁之书象，就是书法家对万化流行的过滤和扣留”[11]。

明清徽商与晋商形成两大阵营，但为何山西在清代竟无1 名状元，而安徽有9 名？这与安徽深厚的学术文化圈有密切的关系。安徽自古便人才辈出，徽州学术文化形成于12 世纪中期，文化根基深厚，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誉词。明代有朱熹理学在徽州的传播，清代徽州又有戚学标和胡承珙等经学家、考据学家的文化贡献，以及桐城派姚鼐等人文学上的影响。因此，安徽清代文化教育的兴盛具有深厚的传统渊源。同时清代徽州在文化教育上从建立官学到私学，从书院到义塾等教育机构，经久不衰。文化传统与教育根基深厚，促进了科举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传统的宗族教育是徽州科举文化兴盛的主要因素。清代徽州状元人数是仅次于江浙地区的大省。此外，还有部分人祖籍安徽，后迁徙江浙的13 位状元：吕宫、徐元文、戴有祺、汪绎、汪应铨、毕沅、潘世恩、吴信中、洪莹、黄思永、金德瑛、汪如洋、王以衔。还有寄籍江西的两位状元：戴衢亨和汪鸣相。

相对于江、浙、皖地区，其他地区或因经济不发达、地域的劣势、战乱纷争、人口的不均衡等各种原因导致文教观念相对落后，进士人数悬殊较大，状元比例相对较少。清代安徽、山东等地区状元人数分布情况为：安徽9 名，山东6 名，广西4 名，广东3 名，江西、湖北、福建、直隶、八旗各3 名，湖南、贵州各2 名，北京、四川、河南、陕西各1 名。

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求学之风甚为浓厚，尤为适应科举制度。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山东进士达三千余人，产生状元6 名。除了雍乾和同治时期，每位帝王主政时期在山东各取一名状元，状元人数仅次于江、浙、皖地区。

清朝时期，虽然广东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但是在科举进仕方面与中原传统的科考大省相比却相差甚远，进士的人数远少于河北、山东等邻近京城的省份。究其原因，与广东的地理环境有关，受制于交通条件，文化交流推广受制；另外人口结构方面少数民族较多，移居游耕，很难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即使清代广东产生3 名状元，但是3人在政治与书法方面都较平庸。与广东同属岭南地区的广西，归属全国推行科举制度中的小省，能够在清代夺得4 名状元，足以证明清代广西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福建科举文化具有优厚的传统，宋代进士人数就位列全国第一，明代科举教育也极其兴盛，以本籍思想家李贽为典型，他提出选用具有政治远见的人才标准。清代福建又补列为全国推行科举制度中的大省，因此历代乡试分配人数较多，又因离京较远，因而雍乾时期又受到了朝廷优厚的政策，提升了中状元的几率，于清晚期诞生3 名状元。

江西人文历史十分久远，宋代达至顶峰。明、清时期经济逐渐呈下坡趋势，标志着文教兴衰的书院也随之呈衰败之势，出仕人数逐渐减少,相较于唐、宋时期的盛况衰落明显，这也是江西在全国政治影响力逐步下降的一个缩影，同时反作用于地方文教与科举教育。失去政治力量的支撑与人才典范的带动，因此，清代江西脱颖而出的状元也仅3 人。

清代初期，湖南经济落后，县、府、州官学对科举不够重视，对于湖南科举事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然以长沙府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一些书院教育较兴盛。作为科举标志的贡院一直到雍正后才开设，雍正元年实行湖南、湖北分闱考试，此后，湖南士子从清朝初期举人也难中的状况发展到进士逐年增多的兴盛状态。书院也相继崛起，促进了科举文化发展。清代湖南共考出两名状元。相对于湖南，清代湖北书院和义学等教育机构设施完备，对推动和繁荣湖北的科举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3 名状元。

贵州地处边疆，进京赶考交通不便，因此科举文化起步也较晚。嘉靖十四年(1535)贵州独立乡试开科，不再依附于湖广、云南乡试，为贵州士子提供了走向外面的平台，明代进士有百余人。清代贵州随着政治军事地位的提高、人口的增多、府州县学的设立，以及书院教育的重视，清代贵州进士达六百余人。虽然不能与其他地区几千名进士的数量相比，但已经卓有进步。清朝统治者对贵州实行“改土归流”等各种优惠政策，中原汉族文化不断向南传播，促使贵州封闭的文化观逐渐打开，能够在清末诞生两位状元实属不易。

徐隶书临《李君表记》扇面选自西泠印社出版社《清宰相状元翰林书画选集》

王式丹行书自作诗《蟠桃》斗方选自紫禁城出版社《清代名家法书》

翁同楷书《通经遵矩》联常熟博物馆藏

陕西和河南属于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然宋以后，逐渐丧失了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明清各种起义斗争不断，无心于科举，因此，明清进士人数锐减，两个省各考出1 名状元。

受明末清初战乱的摧残，四川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在清朝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四川呈现地广人稀的状况。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统治者制定了移民政策，从康熙至乾隆时期，移民浪潮达到了最高峰，从福建、山西、陕西、湖南、湖北以及两广地区大量的移民持续充实了四川的人口，而整个移民热潮基本贯穿了整个清代。因此，清代的四川根本无暇关注文教与科举，一直到清晚期，随着社会人口的逐渐稳固，经济文化逐渐复苏，进士、举人数量也开始上涨，由此脱颖而出1 名状元。

直隶靠近政治中心，然清代也仅有4 名状元，体现出其对科举文化的重视度不高。八旗子弟大多骁勇善战，而汉文化与汉文字功底较弱，加之八旗科举时停时复，因此清代恩科只取3 名旗状元。

山西、甘肃、云南、新疆、台湾因多种因素导致清代状元人数为零。

由上所述，状元作为科举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产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清代科举取仕的人数，受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区所产生的状元人数以及状元所具备的文化形象，势必又会反作用于地方对科举文化的重视，而科举又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发展。清代书法的发展即包括进仕的干禄书，也涵盖日常书写的审美追求，在这点上，状元书法与官方书法审美标准直接建立了对话交接的桥梁。

二、地域书法传统影响状元的书法审美取向

张建勋行书《致安叔信札》扇面苏州博物馆藏

江浙盛产状元的原因一方面是受深厚的科举传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是书学根基深厚。江浙是帖学的发源地。魏晋时期便有王、谢、庾、卫、索等书法世家，各家族间政治联姻，聚首论艺，师承有法，这种书法风气在江浙地区传承有序，从未中断。清代江浙地区的“状元世家”成群，如祖孙状元（彭定求和彭启丰）、叔侄状元（翁同龢和翁曾源、吴廷深和吴钟骏）、兄弟状元（王以铻和王以衔，后因遭到非议，王以铻被取消）、翁婿状元（彭启丰和庄培因）等。无论是干禄书还是日常书写，我们都可以在江浙状元书法中看到魏晋法帖的影子。

明清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根基深厚，书法名家众多，尤其是明代以浙江董其昌为主导的书风更是成为帝王尊崇的对象，并引入整个朝廷。清代状元汪如洋说：“海宁书派祖香光，詹事声名老擅场。”[12]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浙江海宁书派宗法董其昌。董其昌平生与其门徒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其声名在浙江影响较广。“当时这一带的名门望族中，董其昌所题写的匾额比比皆是，更有一些书香门第搜集董书摹刻成帖，以为子弟学书范本，且广为流传。如海宁陈氏所刻《观复堂帖》，松江董氏所刻《书种堂帖》十卷、《续帖》十卷，汪氏所刻《玉山草堂帖》二卷，吴氏所刻《研庐帖》六卷等。”[13]

江浙帖学名家众多，形成了良好的学书氛围，并影响状元的书法审美取向。纵观清代帖学名家无不涉及董其昌书风。董其昌书法的温文典雅也比较符合状元的儒雅书卷气，因此江浙状元早年习书多宗法于董，比如彭定求、蔡升元、王式丹、陆肯堂、王敬铭等状元。他们或宗董法，或从董氏与乡贤帖学名家寻根取源。地域帖学的兴盛带动了江浙士子从蒙童时便接受书法的训练和风格定位的熏陶。刘恒认为：“尤其是对董氏书学理论和审美取向的认同和继承，使得这些书家不管临习何种风格的碑帖，都会将其归为已有的董氏书风套路内，从而无法彻底摆脱董氏樊篱，形成真正的新风格。”[14]清代初期的帖学首要代表人物莫过于沈荃（江苏华亭人），沈荃承家学，是明代台阁体的代表沈粲的后人，深谙董其昌书的清丽雅致，得帝王赏识选入南书房。南书房作为帝王读书拟旨的地方，既是权力的中心，也是谈经论艺的君臣交流场所。沈荃的书法能得到最大弘扬，是康熙赋予的地位与尊崇。浙江海宁陈氏、查氏皆为名门望族，董其昌曾在陈氏家族中做私塾教师，其家族世代受董氏书风影响。其中书名最盛的当属陈邦彦，深得董氏之法，受康乾两代帝王赏识。查氏家族书法以查升成就最高，查升因才学渊博和书法得董其昌的秀逸之美，被选进南书房。笪重光（江苏丹徒人）虽为顺治时期进士，然书风之所以能跳出董其昌书风的藩篱，而从米芾、苏轼取法，与其入仕不久之后便退出朝廷有关，他退出朝廷后隐居修道，不再为时风所宥。清代书法名家还有姜宸英（浙江慈溪）、汪士宏（江苏苏州）、高士奇（浙江杭州）、张照（江苏娄县）、陈奕禧（浙江海宁）、何焯（江苏苏州）、杨宾（浙江绍兴）等人，书风均源自董氏。可见状元与历史帖学名家的书风取向保持一致。陈奕禧、何焯、杨宾等人后期融入碑法，状元也于日常书写积极拓展法帖的取法种类，或碑帖融合，比如梁国治、石韫玉等人。这种由宗法传统帖学和宗法乡贤到取法多元的学书过程，表明状元与帖学名家的创作之路是相一致的。

于敏中《奉命孙懿斋为姚生制艺集序》手札选自紫禁城出版社《清代名家法书》

此外，颜真卿书法的严谨雄厚也是江浙地区状元取法的方向，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述：“盖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当斯时也，盛用吴兴，间及清臣，未为多觏。”[15]此外，状元于振认为江苏苏州自明朝以来书法名扬四海，众人皆宗法文徵明，曰：“吴郡自前朝来歧指生以书雄海内，衡山文待诏兼有，众法为世所宗。”[16]表明文徵明书风在文人士大夫中的接受范围较普遍，于振本人研习文徵明小楷就是最好的实证。

据书史中载入的帖学名家统计，江浙地区仅康熙一朝就涌现了33 位擅书法的进士或翰林，其中江浙状元20 位（康熙时期一共产生21 位状元），占同时期状元总数的95%；而顺治时期6 名状元，占同时期状元总数的60%，例如吕宫、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等均为时代帖学名家。由此可见，清代前期江浙状元书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清中期的帖学名家也同样来自江浙地区，如张照（江苏华亭）、梁同书（浙江杭州）、王文治（江苏丹徒）等人。他们所形成的帖学圈对于当地的书法传承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清中期（雍、乾、嘉、道）江浙地区产生34 名状元，占同时期状元总数的57.6%，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书法上有很深的造诣，比如梁国治、石韫玉、钱维城、秦大士、毕沅、钱棨、姚文田、金榜、顾皋、于敏中等人。乾隆时期以书取仕严重，浙江吴兴地区干禄书兴盛，以习颜真卿楷书为主，而“嘉、道之间，以吴兴较弱，兼重信本”[17]。清晚期（同咸光）相对于清代前中期状元人数急骤减少，仅有9 名，占同时期状元总数37.5%，体现出全国文化和经济走向均衡化，也与帝王有意平衡各地的状元人数有关。

安徽与江苏紧邻，且江苏有一部分状元祖辈由安徽迁移而来。清代安徽刻帖较盛行，为法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很大贡献，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习书资源。因此，安徽状元数量成为仅次于江苏的省份，与刻帖风气的盛行增加了整体习书的氛围不无关系。清代安徽较有影响的帖学家梁巘热衷于刻帖，宗法李邕楷书和赵、董行书，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行草书成就最高，还有其他一些书法名家，在此不一一赘述。他们的书法成就无疑对清代安徽状元帖学的开拓提供了契机。

山东、陕西、河南作为北方碑刻最多的地区，虽然清代科举以书取仕较盛，但是碑学并未得到官方认可，因此广大士子不可能关注本土丰富的碑刻资源。北方碑学在民间的兴起与江南地区形成的帖学在中央的绝对地位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这三个地区在书学传统上并无优势。即便山东有较负盛名的书法名家刘墉，也并未能带动山东区域研习晋唐法帖书风，推动科举文化发展。

成亲王永瑆和铁保（满洲正黄旗）在清朝政治中心的书法影响得到了官方与民间的共同认可，二人与翁方纲（北京）早年均习颜体，后追“二王”，对晚清八旗状元崇绮和直隶刘春霖书法起到一定的影响。其他两广、福建、湖南、贵州、江西、湖北、四川地区相对来说，书法名家稀少，书学传统资源薄弱，状元日常书写取法也相对单一。

综上所述，江浙地区文教兴盛提升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书法传统和名家众多的资源带动了书法教育的普及。家族科举观念较强，所处位置优越，为状元的产生及其书法审美导向提供了充分的人文环境和地理条件。而其他地区地理位置偏远、文教观念不强、书法传统根基薄弱，是导致状元比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而相应的结果是地区状元书法水平发展缓慢，对书法取法与变法的时代变革接受度较低。此外，家庭财力与个人心志、才学等因素也是关乎士子前程的决定因素，然这又回到了各地域的文教观念和书法传统对士子价值观影响的根源问题，以及对书法风格的接纳问题上。因此，状元干禄书的审美标准促进了民间科举进仕的书法审美观，反之，清代状元分布地区的文化观念和书法传统又反作用于官方选拔人才的书法审美标准。

注释：

[1]欧阳中石.对书法艺术的理解[J].大学书法，2020（2）:11.

[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M].郑州：神州国光社，1953:294.

[3]宋元强.清朝的状元[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4]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0.

[5]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卷八[G]//陆咸.吴史杂识.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0:81.

[6]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卷四[M].广雅书局，影印本.

[7]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164.

[8]肖东发.中国私家藏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27.

[9]肖东发.中国私家藏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85.

[10]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3.

[11]曲斌.从物象到心象——中国书法审美范畴中“象”的内涵述论[J].大学书法，2020(8):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