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巍,席酉民

(1.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2.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3.西交利物浦大学,江苏苏州215123)

和谐管理理论脱胎于席酉民1989年提出的“和谐理论”[1],经过研究团队的多年努力,从当时旨在解决内耗问题的“两轨两场”,逐渐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框架[2-5]。其重要的概念大都是自创的专门术语,如“和谐主题”指特定情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6];“和则”主要以不确定性消减—能动致变的演化机制处理由人主导的非物化事项;“谐则”主要通过优化—设计的控制机制处理由机器主导的物化事项,也称“双规则”[7];“和谐耦合”指和则、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复杂关联,具有系统涌现性,体现了组织目的导向下的适应性演化[8-9]。在和谐管理理论研究团队不同阶段的表述及框架中也使用过战略、愿景、使命,组织—环境—领导(EOL)架构及和谐领导(力)[10]。可以说,和谐管理理论已基本完型的说法具有比较直观的合理性,其中,“和谐主题”“双规则”受关注较多[11-14]。但除了极少量的学术对话[15],真正剖析其学术和实用价值(包括严肃批评)的文章则很少出现[16]。如果将复杂的管理实践转换成一种简洁的说法,内容也是大家熟悉的东西,难以体现出理论应有的价值。在中国当代管理学界,原本后进的本土管理学者意图建构理论的确受到自身视野、能力的局限,和谐管理理论研究者同样面临窘境。直到深入研究中国本土领导在和谐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提出对本土现象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构念和机制[17-18],尤其是在具体的组织实践中体现其价值时[19-20],笔者才更加确信中国管理研究者在理论建构及完善上应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