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波

一边，是“未完成”的成年;另一边，是迫不及待的老年。

他们未必是令人唾弃的啃老族，相反，他们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勤恳的奋斗者。但是，而立之年，他们未立，仍需要父辈持续输血。

他们是“拉了一辈子磨的驴”，为子女付出了一切，原本可以安享晚年，但现实是，连接子女的输血管，还拔不下来。

一边，是“未完成”的成年;另一边，是迫不及待的老年。这是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奇特景观，展现了一种正在经历的变革，它触及两代人之间最根本的联结。

无底洞

电话里，何西向父亲提出借12万元买房款。

事发突然，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太好回老家，还要做核酸。估计父亲也觉得这个理由有点荒唐，后面接着说，过年刚存了两年定期，现在取太亏了。最后承诺找亲戚帮忙凑一点。

挂断电话后，何西有些失落。显然，父亲其实不想借。这是今年5月份的事情，深圳的何西和妻子相中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夫妻俩凑了60多万元，只差最后12万，他们就能凑个首付。

何西夫妻为此拼搏了三年多，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里省吃俭用，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小家，然后落地生根。

父亲何明伟素来沉默寡言，父子俩交流很少。以前，何西總觉得，切换成方言模式跟家人谈一些深入的话题，很是别扭。但他还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何西事后回忆，两人谈得不欢而散。何明伟很生气，他感到寒心，家人们只想着他的钱，不榨干他誓不罢休。何西也愤愤不平，毕业这么多年，他没伸手要过一分钱，就连结婚也没提，“现在是借，又不是不还”。

何明伟的前半辈子是农民，后半辈子在工地度过。他的皮肤黝黑、身材瘦弱，手上满是老茧、伤痕。在外打工的他，比任何人都卖力。没有活儿干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着急。工友说，别看现在苦，20多年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后可享福了。

他没想到的是，“背后是个无底洞”。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传统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反哺父母，是儒家观念影响下的“互养”关系，既有父慈子孝的美好品质，也有实用主义的理性原则。

随着85后、90后先后进入而立之年，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自身经济实力较差，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即便结婚、成家，仍然需要父母的扶持。

当下老年人的共同困境就是，一边，子女们远远没有独立，子女的压力、困难，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们“你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另一边，是已经到来的老年生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自己所剩不多的人生。

关于“不出钱”，何明伟跟记者说出了他最直接的担忧：“以后他们不孝顺我，不管我死活，我得有一条后路，你说是吧。”

担忧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处境带来的。何明伟今年59岁，他觉得自己已经打不动工了，身体反应也大不如前。

关于儿子借钱这件事，何明伟最终还是想开了。几天后，他跟工头请了假，从浙江回到老家，把钱转了过去。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段话给何西：“你们背着房贷，压力恐怕更大，也不说还不还的问题，等以后我要是动弹不得，你们别电话都不打一个。”

推迟的成年

“有一种啃老，叫隐性啃老。”

孟然是这样形容自己的。他今年26岁，赣州人，专科毕业至今，工作稳定，在南昌工作的收入也不算差。去年结了婚，还没做好准备，孟然就迎接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孩。

彩礼、买房、买车，是结婚的硬指标，一系列人生大事安排下来，开销接近80万元，如果单靠自己，他不清楚40岁之前能不能成家。

孟然的父亲是小县城的普通职工，三年前退了休，母亲做一点小生意，勉强赚些生活费。父母一生的积蓄，是供孟然和姐姐读书。等到准备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微不足道——工作了三年，依然付不起彩礼。什么事还是得靠父母，“是个啃老族”。人们对啃老族的界定是：成年，不工作，靠父母供养。但孟然觉得，现在的社会形势，迫使他不得不被动啃老。

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依然需要父母的扶持，很多人把这一点看作理所当然。原本孟然也这样。去年结婚，父亲把银行存单递给他时，说：“我们这一辈子最后的钱，都给你了。”他突然有些愧疚。

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几乎快抓不稳那几张存单了，孟然猛然一惊：“该不会是帕金森吧？”事后他想带父亲去检查，父亲很抗拒，“老年人很害怕检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身体老朽，想着活一天是一天，不花冤枉钱”。

以前，他觉得父亲过于威严，说话铿锵有力，身材魁梧，但现在的父亲已经佝偻了，眼窝深陷，目光混沌。

“真正的成年和懂事，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悬浮的家庭

对于老年的父辈来说，如何减轻子女负担远不是他们唯一要考虑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

66岁的蒋民峰余生只有一个心愿了。

他打算用最后的积蓄，换一套新房，可以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的那种。他想逃离那间残破、逼仄的单位房，湖南多雨，每逢雨天，满屋子滴答声，水盆根本接不过来。

蒋民峰一生办成了几件大事，养育了两个高学历大学生。两个女儿读到了研究生，如今已经远嫁，儿子稍微逊色一点，但也帮他垫资开起了公司。如今，几年前儿子结婚时，蒋民峰付全款给他买了一套婚房。

早些年，他在三线城市一间工厂里当一个“小领导”，后来厂子改制，他和同事自己出来做一点小生意，属于相对富足的家庭。老伴去世得早，蒋民峰倾尽一生的积蓄，帮子女们解决了人生大事，他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但是房子还没买，他自己生了一场病。他给长沙的儿子打电话，儿子生意太忙，没说几句电话就挂了，远在上海的女儿也爱莫能助。如此情景，多少令他沮丧。

这件事令他反思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怎么给自己养老送终呢？

索性，他房子也不买了，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住到养老院去，至少，在养老院里还有朋友相陪，就算死了也有人管。却不曾想，疫情之后，养老院爆了雷，老板跑路了，养老院也没法住了。

蒋民峰的境遇，在三线城市很是普遍。公园、广场、商场、公共交通，一眼望去，全是老年人的身影，年轻人大多外流。在这里，以“互养”为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空心化，呈现一种悬浮状态。

何西后来理解，为什么父亲曾要求他回老家买房，否则不愿意借钱。因为父亲很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只有离得近，老了之后，才有依靠。

摘编自《南风窗》2021年10月9日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