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

摘 要：洛阳作为古代都城，自东汉定都洛阳，前后延续333年，其间洛阳虽几经战乱，但洛阳城址在前代都城废墟上不断重建和规划。自北魏灭亡后，隋唐放弃汉魏城址，向西寻找新的城址，重新规划设计洛阳城。导致这一城址迁移变化原因众多，其中水源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文章通过一定的数据，从洛阳人口用水量这一角度，分析洛阳潜在水源不足对城址迁移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人口;水源;用水量;城址迁移

1 曹魏、北魏间洛阳人口估算

导致洛阳城城址迁移变化的原因众多，其中水源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以段鹏琦为代表的学者从河流环境变化分析城址迁移原因，对于洛阳城址中水源问题做了扎实的研究。①

影响城市用水有两大因素，一是城市人口，二是人均用水量。本章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探讨洛阳水源与城址迁移的相关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中人口的估计相对简单，人口的不确定性以及用水标准的不一致性，对城市用水只是一个大概考量。通过分析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用水变化，反映洛阳城市用水情况，便于直观清晰地了解水源对于洛阳城址迁移的潜在影响。

曹魏至北魏间洛阳人口的估计。洛阳城市生活用水中，人口的因素至关重要，本文花费大量篇幅考察各阶段人口状况。《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河南郡“户二十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雒阳县有户“五万二千八百四十九”②。“如果按照五口之家计算，洛阳人口约有264195人。河南郡22个县，每县平均79104人，以此平均数作为各县的人口基数，洛阳县人口占河南郡人口约19%。”③此基数对估算洛阳人口至关重要，曹魏、西晋、北魏的人口估计均以此为基础。

东汉洛阳作为京畿之地，一直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河南尹人口为“户208486，口1018027”④。21个县，县均人口数48135。如果按照19%计算，洛阳城及周边地区人口应在193400多。《晋书·地理志》记载：“至桓帝永寿三年（157），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⑤

《晋书》记载东汉永寿三年人口为56486856，“永寿三年的户口数比永和五年又增加了730余万，数字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2‰，实际上因户口隐漏率的不同并不一定有那么高”⑥。今依据增长率8.2‰推算，河南尹人口依据永和五年（140）人口1018027，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人口为1160025。以西汉平帝时洛阳县占河南郡人口比率19%，以平均每户5口计算，则洛阳县及其周围人口大致为22万多，这应该是东汉时洛阳县所能够达到的较高数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人口。东汉后期，人口锐减，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汉献帝西迁，“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⑦。董卓迁百万人口西徙长安，此次洛阳二百里内人口几乎为空。

董卓之乱时，洛阳周边二百里人口有百万之多，《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和五年河南尹人口为“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董卓迁徙人口数与东汉永和五年河南郡人口相差不多，董卓驱使人口应该是以河南郡人口为主，今保守估算100万，洛阳县人口大致为19万，这是三国初期洛阳地区大致人口。曹操称魏王期间，大力治理洛阳周边，发展屯田生产，洛阳人口开始恢复，《三国志》记载：“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①又“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②。至曹丕定都洛阳，“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③，后来又改成5万户。结合以上数字分析，曹丕称帝时人口约有20万，恢复至东汉末年人口数量。

曹魏末期，全国人口有4432881人，西晋太康初增加到16163868人。以永嘉年间为例，先后有五个少数民族进入洛阳，刘聪攻入洛阳俘获晋怀帝，纵兵大掠，杀百官及士庶3万余人，石勒入寇王公士族死者十余万。永嘉战乱后，洛阳人口大量南迁或者被杀，东晋后期洛阳人口“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④。以此估算，洛阳人口要高于曹魏时期20多万。

由于政治性的强迫迁移，北魏洛阳人口达到一个相对高峰。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魏书·高祖纪》记载：“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丙辰，死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⑤此后又有大批兵士进驻洛阳：“乙巳，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⑥至十九年九月宫廷人员迁入洛阳，“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⑥。以上几次迁移的总共人口，葛剑雄先生估计推测：“当时平城绝大多数的人口都迁徙到了洛阳，太和二十年（496）洛阳应有128万人，其中由平城迁入洛阳的108万，由各地诏选宿卫的10万人，家属5万人。”⑦

通过政治性的强制迁移，洛阳人口迅速有百万以上，自此洛阳人口至北魏末期一直持续在百万以上。《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⑧以东魏孝静帝间《魏书·地形志》户均人数4.1计算，洛阳城市人口大约有45万。以《魏书·地理志》的户均口数3.85计算⑨，洛阳城市人口约41万。杨衔之《洛阳伽蓝记》中所记录的只是北魏末期的人口数量，还不是洛阳城人口最高数值。《魏书·地形志》记载：“正光已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明帝以前为户口的全盛之期，以5口之家计算，洛阳城内人口将超过50万。

另外，北魏洛阳佛教兴盛，《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有寺1367所至天平四元年迁都邺城，洛阳余寺421所。《魏书》载：“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⑩北魏洛阳寺院以50人为大寺，《洛阳伽蓝记》主要记载洛阳城内较大寺院，据统计寺院共有70座，以每座寺院50人计算，其人数将达到3500人，况且众多如永明寺及永宁寺等大寺院不止50人，洛阳城内永明寺西域僧人3000多k。《魏书·释老志》载，“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自正光至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l。京城内寺院百所，以平均每所寺院20人计算，洛陽寺院全盛时期，僧人达3万人，洛阳寺院人数亦不可小视。

以上是根据地理志中相关资料中户籍进行推测，东汉时期洛阳人口最高有22万左右，东汉末年战乱不断，人口锐减，曹魏时期洛阳人口最高有40万左右，西晋时期人口有相对的增加，超过曹魏时期人口，北魏时期由于强迫性的政治移民以及佛教发展，洛阳城人口有53万左右。

以上人口数据主要根据户籍资料预测，古代户籍统计人口主要是承担赋税徭役的册编数，仍然是农民为主。政府人员、官僚贵族、皇室国戚不在户籍统计之中，恰恰这批人生活在洛阳京畿之地，生活腐化，占有大量奴婢。为减少赋税和徭役户籍中常出现隐漏现象和荫蔽人口现象。这些人不在户籍统计之内，政府统计所得户籍数往往小于真实的数字。因此，洛阳实际人口统计要远高于53万。

2 城市迁移与水源

水源是城市的重要资源，城市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水源的发展。曹魏至北魏间城市人口不断扩大，城市用水也随之增加，北魏以后洛阳城址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用水量的扩大。笔者结合这一时期人口估算，对这一时期洛阳城市人口用水量做一大致分析。据现代国际常用水资源衡量标准计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低于1000立方米属于轻度缺水，3000立方米属于不缺水①。为便于衡量古代洛阳基本生活用水量，笔者根据现代国际常用水资源标准最低人均500立方米作为统计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人均用水量没有统一的标准，皇室贵戚、官僚贵族以及平民百姓用水量差别较大。以此数据来考察洛阳基本生活用水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曹魏至北魏时期皇家国戚、贵族官僚家庭人均用水量有的要远远高于500立方米，普通家庭人均可能低于500立方米，因此500立方米可能是一个相对的平均数值，今都以500立方米计算，其他方面缺乏统一的数据忽略不计，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分析洛阳城市用水概况。

依据曹魏至北魏间洛阳人口数量和人均用水标准计算，东汉时期洛阳人口最高有22万左右，其基本用水量达1.1亿立方米。曹魏时期随着人口的恢复，其人口逐渐恢复至东汉末年水平。西晋时期人口经超过曹魏时期，北魏时期洛阳人口有50万左右，基本生活用水将超过2.5亿立方米，人口最多时用水将达3亿立方米。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知，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基本生活用水总量在不断增加，至北魏时期达到最高值。具体以北魏为例，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用水量平时维持在2亿5千万立方米。北魏末期，杨衔之记载洛阳城内人口超过50万，用水量最高有可能突破3亿立方米。北魏迁都洛阳45年间为保证基本用水，其平均供水量应当保持在4亿立方米以上。如此巨大的用水量对于洛阳城水源供给是一严峻考验。

曹魏至北魏间洛阳城的主要水源来自城内凿井取水和利用榖水引水入城，其中水源供给以引榖水入城为主。据现代科学计算，现代涧水流量年平均水量为1.7亿立方米。曹魏至北魏时期洛阳榖水（涧水）环境优越于现在，再加上榖水（涧水）一系列支流汇入，其年平均水量应稍高于1.7亿立方米。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北魏洛阳城人口剧增，每年用水量达4亿立方米，榖水供应量与城市用水量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洛阳有可能出现供水不足问题。水源不足对城市威胁不言而喻。

需要说明的是：①4亿立方米的用水量是根据最为保守的洛阳人数以及最保守的人均用水量500立方米计算，北魏时期洛阳人口要远高于预测数值，大量的皇室贵族及官僚疏于人口统计，而这些人往往是消费水量的最大部分，用水量要远高于500立方米。②所统计用水量只是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其他的水量消费忽略不计，而忽略的部分中仍有大量的水资源消耗，如皇家园林、寺院园林等综合考虑所需水量将进一步扩大。③维持河道内生态环境。河道内水源不可能全部供给洛阳，其内部生态环境也需要维护，包括维持河流长度，流域面积以及河道内生物群不被破坏。据现代数据统计，维持洛阳河内生态稳定所需水量至少为4.5亿立方米②，这些水量必须得到保证。综合以上三个因素考虑，洛阳基本生活用水量最高数值要远高于4亿立方米。榖水的供水量与洛阳需水量两者出现较大的差额，仅依靠城内凿井取水，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榖水供水量无法完全满足城内水量需求，潜在的供水不足成为城市发展一大障碍。另外，北魏以后洛阳再次迎来一个人口的增长高峰，用水量需求再次達到一个新高度，仅依靠榖水供应显然无法应对城市需要，潜在的供水危机，最终成为洛阳城址迁移的一个主要因素。

综上，曹魏至北魏间人口数量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城市用水也随之增加。北魏洛阳人口与用水达最高峰。洛阳城水源主要来自榖水，榖水供应量与洛阳城市用水量差距逐渐扩大，榖水可能出现供水不足的问题。

潜在供水不足成为洛阳用水重大问题，洛阳城址西迁可以更好地接近水源。城址西迁不仅可以利用榖水，也增加了洛水、伊水。伊、洛河水量远高于榖水，现代洛水年平均流量将近20亿立方米，伊水年平均流量12.07亿立方米。城址西移后伊、洛、瀍、涧四条河流环绕洛阳城，水量的供给不再单纯依靠榖水，而是四条河流同时供给，彻底解决了供水不足问题。总之，北魏以后，为满足随着人口增加所需的水量，弥补潜在的水源不足，成了洛阳城址迁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