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卫嘉

沉樱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以前，研究文章不到10篇，研究者主要是田仲济、杨洪承和张芙鸣，其余多是介绍沉樱生平的文章;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10年，研究文章大概14篇，2007年吴兴定第一次把沉樱作品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对沉樱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阶段，是2010年以后，论文数量达到近20篇。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对沉樱作品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但沉樱研究依旧属于冷门，目前专门研究沉樱的文章只有不到50篇。本文将探讨沉樱的意义，并从小说研究、翻译研究以及研究的荒区三大方面概述沉樱研究的成果，力图厘清沉樱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一、研究沉樱的意义

沉樱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位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她的创作具有独特的女性意识和个人色彩。在田仲济的《沉樱自美国来信》中可以看出沉樱在创作时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她在书信中写道：“我起初嗜读中国旧小说，后转入翻译小说，以至外文小说，至台后试作译品纯以兴趣为主，选材多为分析人性，描写心理之杰作。”“竭力要把中国文言的精华融化入白话文之内”，这种态度不仅仅是针对翻译，同样也适用于她的创作。

沉櫻在192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归家》（后改名《回家》），得到了著名批评家茅盾的称赞，茅盾点评如下：“犹有一特点，即以家庭琐事透视社会人心之大变动，以静的背景透视动的人生，手法亦破新奇。”茅盾还解释不是因为沉樱是女作家才称赞她，并且认为沉樱的这篇小说颇有冰心的风格。茅盾对沉樱小说的点评，是目前最早关于沉樱评论的文字。茅盾具有大师般的眼光，一方面他关怀和鼓励文坛新人，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沉樱作品的独特风格和重要意义。

沉樱大多数作品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与第一代女作家冰心、庐隐、苏雪林等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与第二代女作家萧红、罗淑等相比又有更多自己的个性。杨洪承认为，沉樱是第一代女作家和第二代女作家的过渡人物，她的文学作品属于“中间地带”。而张芙鸣在《沉樱小说的历史地位》中明确提出沉樱是“丁玲之后张爱玲之前的中介性质”的女作家 ，这个清晰的定位一直沿用至今。她认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代表作，而“沉樱是继丁玲以后再次敢于正视女性自身困窘的小说家”。沉樱小说中的女性不再是渴望恋爱的少女，而是对感情具有幻灭感，“沉樱敏锐地意识到婚姻内部的这一矛盾，把都市男女相知又相隔，相近又相离的复杂情愫，以沉稳而略带忧郁的叙述话语吐诉出来，这种自我的疏离、以及自我与他人的疏离，被后来的张爱玲幻化成沧桑世事面前的命运感，将两性相处的玄妙扩展到对人的认识力和人际沟通的怀疑乃至绝望”。沉樱把丁玲的女性隐秘心理进一步扩大，在语言和叙述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向女性话语成熟的张爱玲过渡，沉樱这一转承者形象具有特殊意义。

二、小说研究

（一）人物形象

沉樱一生创作的小说并不多，只有五部小说集，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婚恋题材，主要刻画青年男女的生活面貌，因此大多数小说研究都围绕沉樱刻画的女性形象。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是最早精确分析沉樱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章，她们认为沉樱写出了不同于五四第一代女作家的女性心理，“不是像庐隐那样的痛苦，而是窒息和压抑，上一代女性刚刚付出巨大代价争取到的自由包括爱情自由的理想被资本主义化的生活习俗击得粉碎”，现实的重压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女性面临的已经不再是“娜拉”问题，而是女性在资本主义化的都市时代如何处理自身、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孟悦和戴锦华提出了沉樱笔下的都市女性这一研究命题，唐泱泱的《沉樱小说的都市女性叙事》则深入研究了这一命题。她们从都市文化的视角，运用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沉樱小说中都市女性的性格及其形成原因，更加系统地把握都市女性的丰富意义和独特内涵。

而林荣松另辟蹊径，在《政治意识与三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价值取向》中提出沉樱的女主人公也有热爱社会活动的女性，她们并不沉迷恋爱，反而积极参与人类的解放事业，社会生活影响女性的命运，他以《女性》和《旧雨》两篇小说为例进行分析。不过他只注意到这些女性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们的彷徨，她们并不是一往直前，而是跌跌撞撞。

论述沉樱小说人物形象最全面的论文当是初颖宇的《沉樱小说研究》，她不仅整理了前期研究者提到的女性形象，也论述了沉樱笔下的各种男性形象，此前对沉樱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研究只有只言片语。她认为沉樱小说中主要有两种男性人物，分别是具有男权主义的男性和失去主导地位的男性，前者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或肉体出轨，物化女性;后者则没有男性气概，甚至愿意“让妻”。沉樱塑造的男性角色，实质蕴含了她对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身份的迷茫，这也是所有女性作家的困境，她们期待平等的对待和独立的意识，但又感到“失语”。

学者们把最多的目光投向沉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女性形象。一方面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突破已有定论，找到新的突破口。

（二）叙事策略

最早对沉樱的叙事策略进行深入分析的学者是杨洪承，他在《女性世界的观察和体验—沉樱小说解析》中总结了沉樱的几种叙事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危机”中寻找，更准确地说是女性的寻找。女性在恋爱、家庭和婚姻中都有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丈夫、社会和自身，在“危机”中女性的自我意识走向成熟。第二种是“家”的模式，沉樱的小说几乎都涉及“家”，有夫妻的小家和女主人公的娘家。“无论写哪一种家，对沉樱来说仅是一种形式。她借助这一存在空间，完成了现代女性自身成长的几种生活原型的内在模式。”因此，沉樱笔下的女主人公多是探索者，而不是觉醒者和胜利者。并且，结构形式的生活化和“自叙体”也是沉樱的叙事策略。

其他学者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更详细地分析沉樱的叙事策略。张芙鸣提出，沉樱是注重小说叙事技巧的女作家，她会运用多视角并且借助叙事时间的变化去表现人物情绪，她在《女性》中使用第一人称限制的叙述视角，防止过多表露主观情感。同时，沉樱除了自传性叙事外，也会使用男性视角和纯客观叙述视角，这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初颖宇则从沉樱小说中的日记体和书信体的体裁分析其叙事策略，她认为这更加体现女性细腻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也让作品更加有表现力。

除此之外，具有开拓性研究的学者是赵诗奇，他在《沉樱小说研究》的硕士论文中更系统地研究沉樱的叙事策略，他把沉樱小说叙事分为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空间以及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去论述。沉樱小说中叙事视角有全能感知的零聚焦、作家自我言说的内聚焦和旁观者的外聚焦，这种不同的叙事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审美感受。而沉樱小说中的叙事时空则更加复杂，经常进行模糊化处理，但小说叙事仍具有稳定性。同时，沉樱在小说叙事中运用了嵌套式、对比式双线推进和“反完整”的结构方式，可以分别从《自杀》《夜阑》和《意外》中看出。赵诗奇的分析都有相关的理论支撑，这也是研究沉樱叙事结构的一个突破，显示出沉樱小说和不同理论的相容性。

不同作家的作品有不同的叙事策略，目前研究者们已经对沉樱小说的叙事作出了比较精确和具体的分析，但还需要我们继续去完善。

（三）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一个作家作品的灵魂，因此，研究者们必然会注意到沉樱小说的独特风格。孟悦、戴锦华、刘思谦等都注意到沉樱作品中强烈的女性意識和细致的心理描写。而杨洪承把沉樱的风格概括为“单纯、朴实、简洁”，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定论。

目前，主要分析沉樱小说艺术风格的论文是齐红的《“钻石小说”：灵魂的倾向与猎取—由沉樱的〈时间与空间〉看其小说品质》，她从沉樱的某一具体作品看其艺术风格。齐红虽然没有新的见解和视野，但也整理和融合了前人的观点，这是一篇总结性的论文。

由于沉樱小说数量不多，所以大多学者已经总结出其艺术风格，但还没有研究者具体探讨其形成原因，这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四）比较研究

深入研究作家作品时，需要将这个作家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但有关沉樱作品比较研究的论文数量并不多。杨洪承提到沉樱小说与凌叔华、庐隐和丁玲都有相似和不同之处，而张芙鸣则认为沉樱小说是丁玲和张爱玲之间的转承者。但两位学者只是简单概括，没有进行具体分析。

目前，符燕鸿的《沉樱、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模式探析》是仅有的关于沉樱作品比较研究的一篇论文。她概括沉樱和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模式可以分为爱情婚姻和道义婚姻，前者的家庭重心是男女双方，后者则是子女。爱情婚姻中大多是从“相爱”到“相害”的情侣和夫妻，男女双方都对彼此有仇恨，想要复仇，所以故意伤害对方。同时，女性很难调节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沉樱的《妻》和《一个女作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道义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两人结合只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因为夫妻双方都很焦虑，他们的焦虑也会让子女缺乏主体意识。这种情况体现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七巧的子女已经成为精神上的残疾者，这种病态的亲情关系是双方的枷锁。同时，沉樱和张爱玲不幸的婚姻经历影响了她们的创作，她们没有书写乌托邦式的婚姻，而是描绘现实冷漠不平等的婚姻。

总之，沉樱的比较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研究者们进行深入探讨。

三、翻译研究

沉樱在1948年后翻译了很多作品，主要翻译茨威格、毛姆和哈代等作家的作品，她的翻译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出版后都多次再版，这也证明沉樱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虽然蓝海、田仲济和赵清阁等人的文章中都提到沉樱非常喜欢自己的翻译工作，“别人业余搞翻译，多半是为了生活，多增加点收入，沉樱可是为了阅读，只有在翻译中反复阅读，领会其中的韵味，这是她阅读的享受”，但学界并没有重视对沉樱翻译的研究。张丽娜、高芝兰的《〈婀婷〉文学性的生成阐释与有关译者沉樱》是第一篇主写沉樱翻译的论文，探讨《婀婷》阐释的多层次性和沉樱生平经历对《婀婷》艺术风格的影响。

蒋红的《飞扬的蒲公英—从沉樱的翻译小说看沉樱的人性观》是目前最全面研究沉樱翻译的论文，虽然重点在沉樱翻译中体现的人性观，但她用阐释学和翻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为沉樱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填补了沉樱翻译的研究空白。蒋红认为，沉樱翻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她的人性观，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儿童和男性弱势群体的关怀。沉樱肯定人生存的基本需求，“这种人文主义关怀的实质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和思考”，希望人们能觉醒自我意识和积极追求人生价值。

沉樱翻译作品的水平与学界对其重视程度不成正比，也是目前的一个遗憾。

四、研究的不足

（一）散文研究

散文是沉樱研究中的一片荒地，至今为止还没有研究沉樱散文的相关论著。沉樱目前仅出版了一部散文集《春的声音》，虽然文学界有赞美沉樱散文胜过小说的说法，但由于她创作的散文数量少于小说，其散文研究目前还在原始阶段，需要研究者们重视和关注。

（二）生平事迹

杨洪承的《沉樱著译年表》是目前唯一一篇系统整理沉樱生平的论文，其余沉樱生平经历多零散地出现在田仲济、赵清阁和林海音等人的怀念文章中，还有分散在研究她与梁宗岱婚姻生活的论文中。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了解沉樱的生平，弥补这一重要的研究空白。

（三）遗作整理

沉樱生前仅出版了五部作品集，分别是《喜筵之后》《夜阑》《某少女》《女性》和《一个女作家》。而现在研究者陆续发现一些佚作，比如李之凡的《凸显沉樱左翼色彩的四篇小说佚作》。沉樱的一些作品只发表在期刊上或仅存在手稿里，还有一些和亲人朋友的书信，都没有收入已有的作品集中，因此我们无法知道沉樱著作的全貌。研究者应该注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希望早日有学者整理和出版沉樱全集，这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对沉樱的研究更多是不足和空白。在沉樱小说的人物形象、叙事策略和艺术风格方面的研究都需要新的突破，而比较研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研究者们重视，同时，对沉樱的翻译研究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而沉樱的散文、生平事迹和遗作整理是研究的荒区，有很多研究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