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近年来，随着茶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学界对茶文化的研究也逐年增多，其中不乏极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但学者们对茶事与茶境的关系的研究还略显薄弱，从儒道文化的角度研究茶事与茶境关系的成果尤显不足。本文拟从儒道文化角度出发，以《茶经》为主要文本，对茶事与茶境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一、《茶经》中关于茶事的记载

《茶经》中有许多关于茶名的记载，《尔雅》曰“槚，苦茶”，《方言》曰“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璞《尔雅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羮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茶在汉唐时被称作“茶”“槚”“蔎”“茗”“荈”等，“茶”与“茗”的区别在于“早取为茶，晚取为茗”。茶还被称为“选”和“游冬”。据《本草·菜部》记载：“苦茶，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这段文字说明茶具有药用价值，产地在“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具有“凌冬不死”的特性，采茶日期是三月三日。

古人认为茶具有提神止困、利于人思考和令人有力等功用。《广雅》曰：“其饮醒酒，令人不眠。”《桐君録》曰：“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食论》曰：“苦茶久食，益意思。”《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利人思考”和“令人有力”是茶提神功用的具体表现。

唐人认为茶还具有药用价值。据《本草·木部》记载：“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祛痰渇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新修本草》所记载的这段材料主要说明茶性微寒，具有去火利尿的功能。据《枕中方》记载：“疗积年瘘，苦茶、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煑甘草汤洗，以末傅之。”另据《孺子方》记载：“疗小儿无故惊厥，以苦茶、葱须煮服之。”茶的药用价值受到中医重视，茶的名字经常在一些中医药方上出现。

在汉唐时期，茶的功用受到道士重视，他们常常饮茶辅助修行。据《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茶除了具有辅助修行的功能之外，还可助力道士羽化。《食忌》云：“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另据陶弘景《杂录》记载：“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茶在汉唐道士的修行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有些道士将茶作为他们修行所依赖的主要丹药。

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了赐赠臣子、供奉君王、祭奠亡灵的重要物品。据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记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茶在当时已经与米、酒、瓜、笋、菹、脯、酢并列，成为君主赐赠臣子的物品。另据《晋四王起事》记载：“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南齐世祖武皇帝的《遗诏》云：“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能用来供奉君主和祭祀亡灵，说明茶在当时已经具有礼品的功能。

陆羽的《茶经》还介绍了汉唐时期我国茶叶的主要产区。据《神异记》记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孙楚的《歌》云：“姜、桂、茶荈出巴蜀。”另据《续搜神记》记载：“晋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坤元录》载：“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括地图》曰：“临遂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溪。”《吴兴记》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汉唐时期，四川、湖北、辰州溆浦县、临遂县东、乌程县西都是茶叶产区。

另据《夷陵图经》记载：“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永嘉图经》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淮阴图经》载：“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黄牛、荆门、女观、望等山、永嘉县、山阳县以及茶陵县都是茶叶产区。我国在汉唐时期就已经有许多茶叶产地，产茶、饮茶的历史非常悠久。

二、《茶经》中的思想境界

老子的“为道日损”在《茶经》中最为明显。据《茶经·茶之略》记载，如“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制茶，“棨、扑、焙、贯、棚、穿、育”等七事可省略，“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陆羽认为，不但这种在功能上近似于礼器的器物可省略，一些具有实际作用的器具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略去。《茶经·茶之略》云：“用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檛、火筴、交床等废。”风炉、灰承、炭檛、火筴、交床等室内煮茶必备的器具，在野外用槁薪、鼎枥煮茶时则可省略。

据《茶经·茶之器》记载：“风炉以铜铁铸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台之。”“炭檛：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上丰中，执细头，系一小盏以饰檛也。”“火筴：一名著，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鏁之属，以铁或熟铜制之。”“交床：以十字交之，剜中令虚，以支鍑也。”这些都是室内煮茶必备器物，在林泉野寺之间煮茶时也可省略。

《茶经·茶之略》云：“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合废。若援藟跻岩，引絙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筴、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在野外煮茶时，水方、漉水囊、涤方、则、罗合、碾、拂末、都篮、滓方等都可以省略。

在临泉野寺煮茶必备的器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煮茶、喝茶直接相关的器具，如煮茶用的“鍑”、喝水用的“碗”、盛水用的“瓢”、夹茶叶用的“夹”、烤制茶叶用的“竹夹”;第二类是贮藏器具，如贮藏器物的“筥”、装茶叶的“纸囊”、装盐花的“鹾簋”、装熟水的“熟盂”、装碗的“畚”;第三类是洁具，如“札”和“巾”。

《茶经·茶之略》云：“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煮茶二十八器包括：风炉、灰承、筥、炭檛、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揭、熟盂、碗、畚纸帊、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山野隐士饮茶只需十二种器具，与城邑情况大为不同。《茶经》中这种山野饮茶的古朴简约风格与“道法自然”“为道日损”等道家哲学遥相呼应。

陆羽的《茶经》还包含儒家的礼学精神，我们应从儒道双重角度来理解茶道文化。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在“仁义礼智”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陆羽的《茶经》虽然到处弥漫着道家哲学的味道，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的礼制思想。陆羽试图通过空间转换的方式来调和道家哲学和儒家礼教之间的关系，在城邑中他强调器具周备的茶礼制度。城邑之中、王公之门是讲礼法的地方，在制茶、煮茶和饮茶过程中的器物周备是为了行茶礼。

《礼记·礼器》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是德的外在反映，同时还滋润君子内心，能够达到外谐而内无怨的效果。城邑饮茶器具周备可以保障礼仪完备。茶道中的许多器具同时具有礼器的功能。礼具有“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功能，并要通过仪式、仪轨来完成，礼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礼器的周备既使礼仪显得庄重而神圣，同时也使礼仪“辨”的功用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还可从“礼者从宜”的角度理解《茶经》中器物的变化。《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闲云野鹤的隐士们放弃临泉野寺中的天然器物而使用城邑公门中的器物，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茶境是茶品的反映，茶境是因茶事而起。茶事反映了品茶者的文化素養，表现了品茶者的人生境界，是茶境在器物层面的具体表现。反过来讲，茶境又决定了茶事的选择，饮茶者的文化背景和人生境界决定了他们对茶事的理解。陆羽的《茶经》是儒道文化的统一体，是儒道文化积淀的结果，对后人具有文化熏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