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从桂

司马迁的一生是坎坷的、不幸的，但正是这种不幸，酿就了其人生犹如凤凰涅槃般的蜕变。困厄的政治遭遇、惨痛的身体伤害、沉痛的精神折磨，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情的冷漠，认识到政治的无情，体悟到封建帝制的冷酷。这些为他完成巨著《史记》提供了丰富的情感体验，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认识和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司马迁在人生最低谷时，没有气馁，没有放弃，没有认命，他用坚强的性格、坚韧的精神战胜了困难，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忍辱负重，最终圆满地完成了千古名著《史记》。司马迁不仅用自己的一生诠释天命之余，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表现出其对天命的反抗。而其创作的《史记》，也借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诠释他的人生价值取向、生命的哲学，借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成败表达他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沉思，借一个个悲喜剧来展现其对封建天命、君权神授的理性思索和质疑。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司马迁的独特的“天人”思想

司马迁身处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强化其思想统治，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同时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其把天象和政治结合，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論依据，也为皇帝之诏即为天之意提供了可能，从此，中国走上了皇帝专制的强权社会。

司马迁师从董仲舒，而又身处封建强权社会，所以思想中也有“天人感应”的痕迹，如其《史记》《外戚世家》中的窦太后，本为吕后婢女，被赐于代王，并生下两个男孩儿，后代王为帝，其升为皇后，后其子幸立为太子，她成功坐上了太后的宝座。她的一生何其幸运，但司马迁并没有对其“天幸”的命运进行诠释。可见，司马迁对于天命的思想，并不拘泥于此。在他的“天人”思想中，不仅仅强调“天”，还重视“人”。如其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究天人之际”，可以分析得知司马迁已经认识到“天”“人”关系不能只和着统治思想，他试着将“天”与“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究，并有了新的思想内容。而且从其《史记》中诸多人物命运的走向中，也可以看到他将“天”“人”分开来写，他一方面强调天道，但另一方面也重视人为。如其《天官书》：“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充分肯定了天意与统治者的修政、修德有关，国之兴衰亦与此有关，可见其在“天”“人”关系中，更强调“人”的作用。又如《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赋予刘邦“君权神授”的角色。刘邦母亲因蛟龙于身，而有身孕，生了他;其醉卧，其上常有龙;赤帝斩白龙;等等。《史记》中多处强调了刘邦的天命之身，他是真龙天子，是天命，但是更强调人事。司马迁借刘邦论得天下之道说明了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是“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强调了人事，而不是天命，也总结了刘邦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司马迁借刘邦之口，说明其得天下的原因是信任和重用了张良、萧何、韩信等栋梁之材，强调了刘邦得到天下是因为他知人善任、重用人才。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天人”思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在说天道，但更重视人为。

二、司马迁一直与天命作斗争

司马迁的命运是大起大落的，是坎坷不平的。他年轻时，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却因李陵事件而被处以宫刑，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的人生由此进入了面对命运不公，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和高远的理想一直与天命作斗争的时期。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其因李陵事件遭遇宫刑的悲愤情感，“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对于司马迁来说，受以宫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面对如此的耻辱，司马迁是否认命呢？《报任安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司马迁终于决定站起来，顽强地同命运作斗争，他树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远大的理想，并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高质量地完成了宏伟的著作《史记》，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伟大使命。

三、《史记》中渗透着其对天命思想的质疑

李陵事件，从客观上说，司马迁并无过错，相反，其说辞还有客观公正的成分，但因为说辞不合时宜，而遭遇死刑，后施以宫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突兀的、毫无道理的，而这是命运吗？这命运的造成者只不过一个皇帝而已，而皇帝被奉为天子，其代表天意，可是真的代表着天意还是打着天意的幌子以个人的喜恶断事，就很难说清了。所以，身遭宫刑令司马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专断、封建王朝内在的残酷，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冷酷，这也促使他要借历史人物将自己的困惑、反思、矛盾展现出来。

（一）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质疑

《伯夷列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从其思想理论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天道思想、天命思想是有很大的疑惑的，甚至有对天道思想的不认同。这样的质疑和不认同，在其《史记》中许多人物身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史记》中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心为国为民，却遭疏远、流放，乃至自沉汨罗而死;孔子周游列国，只为游说儒家学派思想，而无个人私心，可路途之中，险象环生，终理想破灭而归鲁;韩信随刘邦南征北战，平定项羽，为刘邦争得了半壁江山，却落得一个被诛钟楼的悲惨结局;蒙恬抵御北方匈奴，给秦创造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一代功臣却死于赵高等小人的政治阴谋，说之令人悲叹;晁错心怀天下，本着舍小家保大家的政治立场，劝谏削藩，最后被当成政治工具腰斩于世，其结局与其坦荡无私实难相称……

《史记》中，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朝廷的稳固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历史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庇护他们，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了天命下的牺牲品。

（二）不屈从天命，尽在人事、人为

《史记》中许多身处命运泥潭的人，他们并没有屈从天命，而是同天命展开斗争，用人事战胜了天命;也有些人，他们因为人事、人为，将自己的优势耗费殆尽，落得身死人手的悲剧。韩信受胯下之辱才有了后来的历史功勋;伍子胥隐忍苟活，甚至讨饭度日，终于寻得机会，为家人报仇雪恨;季布一路逃避刘邦的追杀，不惜卖身为奴，可正是凭借着自己能屈能伸的毅力，终于雨过天晴，被拜为郎中;范雎遭魏相笞击几近残废，而且遭人扫尿于身，但仍装死得脱，逃至秦国，后官至国相……

《项羽本纪》中对项羽兵败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天命”和人事关系的看法。项羽在兵败垓下时曰：“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项羽将自己失败归因于命运，而司马迁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更强调项羽灭亡是人为之举，其评述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在司马迁对项羽失败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并不相信所谓的天命，而更重视人事、人为。

又如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击匈奴、阴山筑赵长城、吞并中山国等，可谓一代英主，可晚年却在处理家事时犯糊涂，废长立幼，最后被活活饿死，其不明智的行为也使得其两个儿子内讧，最终导致赵国走向衰败。可见人事的重要性。

总之，司马迁的人生命运的悲剧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封建制度的专制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冷酷，他用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精神，完成了名著《史记》，身体力行了对天命的抗争，同时，在《史记》中，他通过许多历史人物的描写，向世人展示了天道未必与人善，在困厄之中要重人事，而不能屈服于天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