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凤敏

《长恨歌》作为女性叙事的典型作品，具有多元审美空间，历来被挖掘出多元意义。在感慨它持久生命力的同时，我却觉得整个作品被主观而感性的生命体验所遮蔽了，那些被挖掘的意义固然存在，却均是朦朦胧胧的，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王安忆的文字。

一、美轮美奂中的多元空间

王安忆的《长恨歌》在一九九五年华丽登场后，便一直未曾被文学评论界遗忘过，他们不停地言说，使得平面的文本在多种声音的阐释中被建构为美轮美奂的大厦，它是一个多元的立体，具有历史和空间共同衍生出的价值。它既可以从历时性角度作为女权主义流变的一个重要参考文本，也可以从共时性角度阐述消费主义下的怀旧情结，还可以从历史角度被称为“一曲繁华的上海悲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谈及女权时，有人看出了被男权主义压抑下的身不由己的女性命运，认为王琦瑶的一生是被几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倾轧的可怜一生，从王琦瑶动荡却意志清醒甚至可以称之为潇洒的人生来看，也有人认为这是女权对男权的颠覆;谈及消费主义时，有人看出上海怀旧情结对当下消费的一种反叛与茫然，也有人认为是对上海繁华历史“断裂”的不满，对当下消费表示一种重拾性的快乐;谈及历史时，有人认为是颠覆中国的主流官方史，用细化的个人生活来对抗宏大历史，也有认为王琦瑶动荡的一生其实是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的，从她个人的历史来透视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

就文本本身来说，抛开王安忆繁复的枝叶文字，整个故事可以归结为：十七岁的王琦瑶在一次选美中由闺阁少女变为上海名媛，成为李主任的情人，后在局势沉浮中，经历了和康明逊、萨沙三角恋情以及晚年与老克腊的忘年恋，最后死于一场意外。当肢解文本总结主题来提取故事，未免是非常恶劣的，我只是想从这个角度说明整个故事是简单而世俗的。王琦瑶的一生固然动人，却也平凡，远没有名字“长恨歌”那般轰轰烈烈。那么这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物”究竟是什么在起支撐作用呢？切肤的生命体验，混沌的价值认同，让读者游走在那些歧义到两极的批评与阐释之间，觉得一切都是合理的，甚至让我们忽略了王安忆真正张扬的那种仪态万方的优雅与文明的“情趣”，其实是危险的，揭示了一群“危机四伏的女性主体”。这一切都来源于王安忆的语言魅力，读者卷入王安忆洋洋洒洒、模棱两可的文字中，被遮蔽在一种感性叙述的生命体验中。她那细化的、带有触摸感的，甚至潜移默化之中带有迷惑力与劝说性的话语，让那些价值认同也便模糊了，混沌了。

二、语言的魅力

那么王安忆语言的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叙事的细化切割

《长恨歌》整篇文章极其舒缓，笔锋柔软，笔调低缓，如溪水潺流。故事杂糅在日常叙事中，像天女散花般撒在琐屑无序的平淡生活里，最后血肉融合。我们把一个人改变的结果放下，而陪同她一点一滴地去经历背后的故事，清楚真切地了解她每一次心志迁移的原因，她的无奈与痛苦，我想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是恻隐之心远大于对结果的理解。我们看待王琦瑶，表面是历史的动荡深深影响她随波逐流的命运，但也仅仅是影响而非决定，王琦瑶内在的生存状态向来是充满情趣的，麻将、旗袍，各种充满上海韵味的时尚，她聪明、剔透、果断、要强，外在似是依附历史，内心却始终与历史保持一种疏离。王安忆把我们带入了她细碎的日常、细微的心思、细腻的生活，读者不能不被感染，这种细化消解了宏大叙事，解构了理性逻辑，衍生出一种“劝说”模式，在感性上俘获人心，无形之中就偏心了王琦瑶。

（二）留白

留白是张爱玲惯用的手法，有人说王安忆是张派，除了陈旧繁华的老上海味道之外，这一点也是其原因。如张爱玲一样，王安忆很少直接写爱或恨，即使那个时刻你是该爱或者该恨，“又过了两天，萨沙来到王琦瑶处，吃完午饭，坐在那里剔牙。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着他的脸，连皮肤下的毛细血管都历历可见。他剔了一会儿牙，然后说明天带王琦瑶去医院”。萨沙明明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还要带王琦瑶去医院，此时此刻他内心的矛盾是极大的，王安忆仅仅使用外在阳光和他的某一个简单的举动来描写，缺席的情绪由谁填充呢？是读者波涛汹涌的情绪，如此叙述更有代入感，更加震撼人心。

（三）随心所欲地游走

王安忆的文字是毫无方向感的，“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流言是……”看似无序、自由的语言，凌乱中具有流动感，流动便打通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不可缺席的维度在整个文本中都是模糊的存在，除了她刻意强调出的那几个年代划分，一直以来都是混沌的，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她的语言基本上是穿越的，这种模糊历史时空的细软手法无形之中更加强了生命体验，使得她并不清晰的叙说却具有了反常的真切感，是一种以退为进而凸显感受的妙笔。

（四）通感和哲思的交融

一般来说，“通感是突出了以作者独特的生活感受、体验为核心的旨在揭示人的心灵底蕴和潜在意念的表现功能”。王安忆的通感是经过稍加改造的，有更强的代入感。自始至终，她似乎是一个缺席的叙述者，隐身却时时处处存在，将她的叙事转化为视觉鲜明又似是而非的文字，那些通感无形之中转移到读者思维中，这便带上了情绪感染力。语言不仅仅是通感的，“屋顶上放飞的鸽子，其实放的都是闺阁的心，飞得高高的，看那花窗帘的窗，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样子，还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这样的句子蕴含哲理，上海闺阁女子的心气之高便显现出来，“高处不胜寒”具有暗示性，暗示她们的心性，再远一点，暗示她们的命运，这话是充满哲理的，通感的手法常见，哲理的词句也不罕见，将二者结合并能做到丝毫不露痕迹的，王安忆是高手。

三、语言的可能性

“真正的文学语言不是呈现颗粒状的，而是一股浓浓的热流，是非常黏稠的。”它们本身是有生命的，有毛茸茸的感性，有令人难以忽略的个性，王安忆曾说“不要语言的风格”，而她的语言无疑是最具独特性的，整个文本如美轮美奂的建筑，而充塞其中的都是语言文字，一切仿似隐而不彰，却早已渗入心骨。脱离宏大叙事，消解意识形态，徘徊在历史边缘，在这里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一切都在生命体验中，更没有名字那样轰轰烈烈的悲剧意味，“王琦瑶的人生既不是意念悲剧，又不是性格悲剧，更不是心灵悲剧，读完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共鸣”。就连悲剧的意味都淡了，那文本里究竟有什么呢？分析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王安忆似乎没有刻意赞扬或贬低什么，但是她高扬的那种主体的生命情趣却彰显出来。王安忆作为背负历史沉痛记忆与现代焦虑的作家，她的文字对读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深刻的，值得深思。

王安忆文字是可触摸的、交融的、令人意乱情迷的，甚至混沌中与作者价值认同的语言是一种独特的“劝说”模式，那么文学的语言是不是多了一种可能性呢？是不是超出文学的范围了呢？如果文本的内在价值更加接近“真、善、美”的终极价值，那么被感染的群体也会向更为理性美善的方向发展吗？当然，不是要文学的语言回归到“载道”的理性工具，但是如果文学在独善其身不为外在所奴役的情况下，感性体验同时承担理性教化倒不失为一种好的去向，尤其是在当下经济快速发展，文学回归本源的社会，我想文学也许应该再向外走一走了，文学的天空本来应该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