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诗卉

自古以来，文学界在对汉代思想进行讨论过程中，往往认为儒家思想在当时属于正统地位，存在一定片面性，从本质上来讲，汉代从初期到末期，其文学思想演变包含三个阶段，分别是道家为主、儒道相互补充以及儒家正统，这一演变过程在屈原的《离骚》评价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汉代这一时期也不例外，经常有学者认为在汉代文学思想中，儒家占统治地位，主要特点是过于关注政治教化和伦理道德，而忽视人情和艺术审美。这主要归结于在汉武帝时期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政治局面的产生，使得儒家思想处于至尊地位。这类说法具有笼统性，因为汉代历经西汉和东汉，在两汉时期，文学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演变和发展，在不同时期，文学思想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对于文学思想，在争论过程中，经常会表现在相关作品的评价上。这类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在理论方面存在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原则，正是由于这种分歧，才会不断促进文学的发展。对于屈原《离骚》的评价也不例外，文学思想在汉代发展，是基于评价屈原的作品。

西汉初期，贾谊被贬长沙，心存郁闷，个人的遭遇，使其对屈原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在《吊屈原赋》这一作品中，对其进行赞扬，说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与现实作斗争的高尚品格。然而，针对屈原立身问题，贾谊认为屈原尽管不能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用，也可以远离浊世或自藏，不用太过执着，选择投水自尽。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屈原处于战国时期，拥有一身才华，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施展，没有必要执着于楚国，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这种想法与道家人生态度相吻合，此类评论重点是对人，而不是对于某种文学作品。

贾谊之后，便是淮南王刘安对屈原作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评论。刘安在《离骚传》序中曾写道：“其志洁，古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对刘安而言，在评价屈原以及《离骚》的过程中，重点是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在思想内容上，其说明《离骚》是在《诗经》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思想的继承，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意在指出《离骚》通过男女之间的爱情，来将贤人失志的怨恨加以抒发，重点来强调《离骚》中蕴含的“怨刺”思想，与儒家传统“诗可以怨”的思想观念相符合。与此同时，刘安对屈原那种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进行赞扬，说明其虽在污泥中，却能够脱离浊秽，体现了其在黑暗社会中能够保持高洁的美好品质，与道家处世态度具有一致性。此外，刘安对《楚辞》中的艺术性进行高度赞扬，指出主要是采用比兴方法，通过“其文约”和“其辞微”来说明在《离骚》中，虽然写的是神话和花草鸟兽等，但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映射，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继承和发扬了《诗经》中运用的艺术手法。相对来说，刘安思想与道家老子思想具有相似性，主要表现为淡泊无为，通过对《离骚》的详细评价，能够看出其文学思想主要是以道家为主和“儒道合流”的趋势。

东汉前期，作为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班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并不像前人那样，认为其属于偏激狂妄之士。面对屈原对统治者的评价，班固认为那种“怨”较为过分，没有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角度来考虑，评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一味责怪统治者，而违背封建礼教中的君臣纲常。

通过刘安与班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不难看出，两人在文学观念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与个人思想有关，体现了那一时代文学思想的百花齐放。由此可见，西汉中前期，在文学思想方面，主要以道家为主，当时文学作品评价关注“情”，在对屈原作品进行评价过程中，看重强烈且真实的感情，也就是所说的“怨情”。儒家文学思想中，虽说重礼，但也会涉及“情”，那种情是经过礼教制约和规范的，并非发自内心而产生的，所以面对屈原《离骚》中的感情，才会如此谴责，体现了文学思想的时代性。

东汉后期，著名学者王逸在评价屈原作品时，与班固完全相反，持一种积极且肯定的态度，还将班固指责屈原这一问题进行重点批评，赞扬屈原忠贞不渝的高尚人格。比如，王逸将屈原与伍子胥和比干等忠义之士相比较，强烈反对班固的思想观点，觉得他是苟合取容之人，没有自己的做人原则。从表面上来讲，王逸看似与班固思想相违背，和刘安等思想具有一致性，实则与前者属于殊途同归，与后者存在本质区别。班固对屈原的评价采用了儒家思想中守礼的一面，王逸却是站在儒家思想大丈夫精神的角度，说明其舍生取义精神。刘安的评价，是站在道家愤世嫉俗和人格操守两方面，其思想观念与王逸有着很大区别。

作为东汉大思想家和著名学者，王逸与班固对《离骚》的评价，都代表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在具体评价过程中，不管是持否定还是肯定态度，都存在共同之处，就是“依经立义”，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去对屈原作品加以评价，并且将其当作唯一标准，充分体现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经占据主体地位。对《离骚》表现出来的艺术特点，班固与王逸都是站在儒家标准上进行评价。而班固，对屈原的浪漫主义难以理解，认为作品中设计的神话传说等与儒家实录不相符合，违背儒家经典。王逸认为《离骚》这一作品与经典艺术特色相一致，就算是屈原的只言片语，也是依照经典而作。前者是依靠经义贬低屈原，后者是依靠经义抬高屈原，都是将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标准。

根据两汉不同时期文人对《离骚》的评价，我们能够明确得知汉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主要表现为：漢代初期，道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主要与当时统治者思想有关，统治者采用的是黄老之术。汉代中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武帝时代，这一时期正处在汉代文学思想的过渡阶段，虽说在思想领域已经实施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政策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思想方面，人们仍然存在自由。此类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在政治方面，文学领域主要还是以道家为主，并且伴随道家与儒家相互交错的局势。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属于儒家思想成熟的重要时期，换句话来说，汉武帝当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并不明显，也不存在唯一性，汉文学儒学观点并不是在西汉形成的，而是在东汉时期。

综上所述，通过对《离骚》进行评价，我们可以得知，汉代在评价屈原作品时，从前期赞扬转变为中后期批评与否定，重点是因为文学思想开始由道家转变为儒家，由此可见，汉文学思想并非单一的，而是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特征，属于多元并存的发展局面，儒家独尊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仅仅认为汉文学思想中儒家占统治地位缺乏一定的历史依据，不仅存在片面性，还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因此，在研究汉文学思想演变的过程中，我们要树立全局意识，充分考虑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对汉文学思想演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