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昇辉

与传统酒牌的通俗化人物有所不同，《酣酣斋酒牌》中所选择的人物，就内容而言，其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中相关的酒约也是普通老百姓无法体会的，本文即针对其中的人物选择加以分析。

酒牌又称叶子，源于唐代，是古人的博戏用具。从原始的功用来说，酒令原本是用来节制饮食的，使人不要过度饮酒，后来则转变为劝酒、罚酒的功能，成为中国酒文化娱乐中的一环。这种用途上的变化，也代表着古人对酒的认识的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酒令游戏的形式也多样化，晚清俞敦培的《酒令丛钞》将酒令分为古令、雅令、通令与筹令四类。本文以下则针对《酣酣斋酒牌》的人物择取做出说明，以明示其意义。

一

根据郑振铎先生的考据，《酣酣斋酒牌》应该刊于明代万历年间，作者不详，画工不详，仅知刻工黄应绅之名，镌刻年代尚早于陈洪绶的《博古叶子》《水浒酒牌》。今日所见的《酣酣斋酒牌》为栾保群解说，《山东画报》出版，与《博古叶子》《列仙酒牌》为合刊本，根据内容来看，栾氏对其进行了纠误。

其中多为人名之误，又分三种情況，一是人物全然不对，共计三人，分别为第二二张牌，三万贯马惟一，当为冯惟一之误;第二六张牌，十百子王璡，当为李琎之误;第三九张牌，十文钱阮孚，当为元孚之误。二是人物正确，但姓名传抄有误，共计二人，分别为第三一张牌，五百子袁尹，当为袁粲之误;第三五张牌，一百子阮宣，当为阮修。三是人物正确，但是在内容上却有“截搭”的问题，如第二十张牌，五万贯石曼卿，将主角的两则故事混同一起。

除了上述讹误之外，另有一处内容上的错误，栾氏并未完全说明，即第十五张牌，十万贯孔融。此张叶子中说道，孔融好客嗜饮，常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有二子，长六岁，次五岁。融昼眠，次子盗饮。长曰：“何以不拜？”次曰：“偷那得行礼乎？”后二子皆贵显，信有家传。酒约：父子兄弟饮。

这段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之语可见于《后汉书》的孔融传，此部分无疑。而后一部分关于孔融二子之事，《酒牌》书中以为这乃是《酣酣斋酒牌》作者的误会，毕竟《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中皆无相关记载。然则此记载当与孔融父子无关，而应为钟毓、钟会兄弟的故事。根据《世说新语》言语篇的记载，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对比之后，可知酒牌上拜与不拜，显然为钟毓、钟会兄弟的故事。此外，钟毓曾任青州刺史，死后追赠车骑将军，谥惠侯。弟弟钟会则官拜镇西将军，后虽因逆谋被杀，然兄弟二人的确可称得上一句“贵显”。故而本张酒牌显然是将孔融二子之事与钟毓、钟会兄弟之事杂混在一起了。

二

酒牌作为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人解读与价值展现的方式，相对于《博古叶子》《水浒叶子》《列仙酒牌》等较为简化或说直接的内容，《酣酣斋酒牌》在酒牌的叙述上较为复杂且完整，虽然酒牌的来历尚有许多未解之处，但透过对该酒牌的分析，应能大致了解《酣酣斋酒牌》的创作用心。

分析《酣酣斋酒牌》中的人物选择，经整理后可以发现，若按时代来区分，最早为先秦时期一人，东汉时期三人、三国魏蜀吴时期九人、两晋时期十人、南北朝时期八人、唐朝十人、五代二人、宋代四人、明代一人，不过先秦的人物艾子乃是相传为苏轼所作《艾子杂说》一书中虚构的人物，相对于其他确有其人的人物酒牌，此张酒牌颇为不伦不类。除去艾子之外，其余人物皆可于史书或文学作品中找到相关资料。当然，即便是艾子，也是书中有迹可循的。《酣酣斋酒牌》中，艾子出自《艾子杂说》中的“好饮”一则，里面说了一个学生捉弄老师的故事：因为老师好饮，故而学生在老师醉酒后放了猪肠在旁，待老师酒醒，问老师，老师居然把肠子给吐出来了，如何是好？艾子则说，唐三“脏”都能活了，何况四脏。从故事当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这是来自《西游记》影响下的文化延伸，显然此书非苏轼所作，艾子亦非先秦时人。

先秦之后便跳到东汉与三国时期，东汉为十六刘宽、十九刘表、三十皇甫嵩等三人，三国魏蜀吴分别为二嵇康、五刘伶、十五孔融、十七山涛、三六阮咸、四一郑泉、四三王戎、四六潘璋、四八阮籍等九人。这十二人中，有一个与饮酒十分明显的相关特征，便是“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时期的饮酒代表性人物，“竹林七贤”的饮酒轶事广为后人所熟知。而《酣酣斋酒牌》也对此设计了相应的酒约：嵇康的酒约“邀七家同饮”对应的是“任诞”篇中将“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个常常在竹林中喝酒的七人称为“竹林七贤”。刘伶的酒约“曾经戒酒者一巨觞”对应的是“任诞”篇中刘伶假意戒酒，让妻子准备好神前祭拜之物后却大醉一场的事。山涛的酒约“合席报量饮，不实者罚”则出自《晋书列传第十三》，说明山涛对自身酒量的掌控极为精准。阮咸的酒约“坐中愿陪者不辞”对应的是“任诞”篇中阮咸与群猪共饮之事。王戎的酒约“左右席对饮”则出自“简傲”篇的“唯公荣，可不与饮酒”。阮籍的酒约“坐中失色者罚一巨觞”则是对应“任诞”篇中阮籍醉后睡于邻居家妇人旁侧的故事。唯向秀不在四十八位酒牌人物之内，不明其中理由何在。

此外，在《酣酣斋酒牌》的人物选择中，根据内容又可以发现，作者非常善于引用《世说新语》与《晋书》，在两晋的人物中有：四陶潜、六刘昶、十八王导、二七孟嘉、三三王忱、三四毕卓、三五阮宣（应为阮修）、四十光逸、四四张翰、四五孔群等十人。相关的人物资料除陶潜外分别来自上述两书，可见其援引频率之高。

另外，此处可见作者在酒约设计上的心思，刘昶的酒约为“合席饮”，出自“任诞”篇（《酒牌》一书误植为“简傲”），刘昶的故事：刘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王戎的故事：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桮，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并二人之酒约合而观之，则可以发现其中的趣味，所谓的“左右席对饮”与“合席饮”正是“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的两种诠释方式，持牌者自有一番对照在心头。

两晋之后是南北朝时期，共有人物八人：十颜延之、十三谢譓、二四孔顗、二五戴颙、二八陈暄、二九谢几卿、三一袁尹（应为袁灿），以及三九阮孚（应为西魏元孚），史书皆有载其饮酒轶事，然多为后人所不识者。

接着，是唐代人物十人：一李白、三杜甫、七贺知章、八崔宗之、九苏晋、十一郑虔、十四张旭、二一王绩、二六王琎（应为李琎）、三八陆蒙妻。这十人中明显可见的是《酣酣斋酒牌》中引用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杜甫诗中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而这八人中，贺知章资格最老，所以放在第一位，其他按官爵，从王公宰相一直说到布衣。不过酒牌中未收李适之与焦遂两人，个中原因不明。但从几个酒约中，如贺知章的“架马者饮”、崔宗之的“江湖客与少年客饮”、张旭的“善书者巨觞”则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酒约分别对应杜甫“饮中八仙歌”所云，“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从骑马者饮酒、年少者饮酒，到擅长书法者饮酒，借用之处相当明显。只是《酣酣斋酒牌》并未完全依照杜甫诗歌的顺序，而是以李白为首，并将杜甫列为第三，贺知章第七、崔宗之第八、苏晋第九、张旭第十四、李琎第二六。不在其内的李适之，或许是因为虽是李唐后代王孙，亦官居左相兼兵部尚书等高位，最后却因畏惧李林甫而服毒自尽，与酒徒行径不类。至于布衣焦遂，事迹不详，仅见于晚唐袁郊所写的小说《甘泽谣》一书，故而无法判断。至于二一王绩则是另一处酒牌上的设计搭配，酒约暗觅‘刘伶’显然是与持刘伶牌者在酒席间互动，不过此处与上述王戎、刘昶有所不同，是一种单向的互动。而三八陆蒙妻则是四十八位人物中唯一的女性角色。

五代十国人物有二人：二二马惟一（应为冯惟一）、四七毛炳。北宋三人：十二张伯玉、二十石曼卿、三七刘潜。南宋一人：二三慎伯筠。明一人：四二杨慎。此中，北宋的石曼卿与刘潜乃是好友，《酣酣斋酒牌》中并记此二人，不过石曼卿的酒约“觞欹坐并出席者”出处乃在石曼卿自身的典故，而刘潜的酒约“敬东道半杯”则是来自刘潜访石曼卿，石曼卿设宴款待之事。《酣酣斋酒牌》年代最晚的人物则是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的状元杨慎，文中提到在泸州醉酒、胡粉傅面，而杨慎居泸州应该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事，此时他已经六十多岁，在贬谪永昌的生涯中偷渡回故乡居住，但最后被发现依旧押解回永昌直到过世。至于他在此年纪做出这种行为，到底是为了自污，抑或者是已经对外界的批评全然不介怀，则不是后人可以清楚辨析的。

三

《酣酣斋酒牌》中的人物大抵分为三类：首先，是好饮酒的文学才士，如李白、杜甫、陶潜等;其次，是好饮酒的艺术家，如郑虔、慎伯筠、戴颙等;再次，是史书或典籍中载有饮酒轶事者，如颜延之、谢譓等。这三类人物构成了酒牌中的四十八种酒约变化。纵览全书，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酣酣斋酒牌》所设计的酒约皆有所由，基本上都依据人物的相关言行记载而加以引申发挥，并且酒约都重在加强人物之间互动，让酒席更为热络。第二，酒牌上代表人物的量数与人物的时代、饮酒行为全然找不出半点关联性。比如在《酣酣斋酒牌》中，杜甫是千万贯、陶潜是百万贯、郑虔是三十万贯，而对照《博古叶子》中的三人，则分别是空汤瓶、一文钱与五文钱，若以三人的生活困窘而论，则《博古叶子》中量数显然更为合理。第三，相对于以《水浒传》中人物为内容的《水浒叶子》和以宗教人物为主的《列仙酒牌》而言，《酣酣齋酒牌》中的人物除了艾子外皆是真有其人其事，且酒牌中对人物的事迹有着更完整的记载，因此在阅读上明显不如《水浒叶子》《列仙酒牌》等酒牌来的简便，这无意间就形成了游戏者的天然门槛，且酒牌中的人物也并非一般老百姓感兴趣的人物，这种需要较高文化程度才能游戏的酒牌，应该是针对明代知识分子所特别设计的，尤其是“说时令诗一句”“道风月诗二句”这样的酒约，相对更为风雅，大概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并且透过酒牌的内容，亦可增加对相关人物的认识，无意间亦增长了见闻，于酒令游戏间不经意地学习。总的来说，虽然《酣酣斋酒牌》的作者不知何人，不过从酒牌中人物的择取与排列方式以及其中的错漏来看，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又不会过高，应该是晚明时期的一般知识分子为读书人所设计出来的饮酒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