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花

“闺女，下午我又在鞋柜里翻出你去年的一双小白鞋，你是忘记了还是不要了？”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一口气给闺女买了四双样式不同的小白鞋后，才发现她鞋柜里早已“鞋满为患”，放不下了。我只好把客厅隔断下面的柜子也“征用”了。

“我看看。”她嘴里嚼着葡萄，站起身来。

“哎呀，我忘记它了。不过也不想要了。”

“我看你是有了新鞋不要旧鞋了吧？我小时候一双鞋子穿很久，鞋小了你姨接着穿，你姨也穿小了你舅舅再接着穿。”

闺女噗嗤一声乐了，说道：“我舅舅还穿过女孩子的鞋呀？”

“那当然，以前哪家孩子不是这样？衣服、鞋子，都是这样老的传给大的，大的传给小的。穿到最后补丁摞补丁呢。我小时候有条背带裤就是你姥姥用你姥爷的旧裤子给我改的。”

小时候，我们的鞋子是母亲在煤油灯下做出来的。三伏天，母亲白天把碎布按深浅颜色挑开捋展，用浆将碎布头一块块拼贴好粘在木板上。抹一层浆，贴一层布，糊够所需的厚度就放在太阳下晒干揭下来。硬挺挺的袼褙摞成了一摞。晚上母亲不点灯，就着院子里的月光拧好一条条麻绳。等这些准备工作做妥当，母亲便开始依我们每个人的脚样裁好鞋底样，然后依样纳鞋底。白天母亲要下地，就中午趁别人午休时纳，晚上点着豆样大小的煤油灯纳。时间不等人，一双鞋就是个快手专门坐下来做也得半个多月，何况母亲还要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伏天短短四十天，时间远远不够，也就只能谁紧着穿先给谁做。“立了秋把底丢”，纳完鞋底，母亲用薄袼褙给每双鞋底配上鞋帮，这才算完成一件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上初中。有一年去镇上赶集，路过一家鞋摊时，我被鞋架上的一双红色小皮鞋勾走了魂儿。看看鞋架上的小红皮鞋，再看看脚上的花布鞋，我再也挪不动脚步。父亲叫我，我没听见;母亲叫我，我不应声。我眼睛里像长了钉子，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它，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别人抢走了。父亲看出了我的想法，返回鞋摊前。将小红鞋拿在手里端详半天，又问了价格，然后摇了摇头，放下了。

“要不，我给你买西瓜吃？”父亲向我低语。

我摇了摇头：“我不吃西瓜，我就要红皮鞋。”

“那要是皮鞋，别说二十五，三十五我也给你买，可那是人造革，穿不了几天的。”父亲试图劝我。

“我不，我就要。”

父亲故意不理我，走开了。走到前面一个西瓜摊前，买了一个大西瓜，让摊主切开，他直向我招手。我一边偷偷流口水，一边和父亲较劲，就不过去，我怕我一过去就输了。终于，父母拗不过我，给我买了人造革小红鞋。

果不出父親所言，尽管我像疼惜一朵花一样爱护那双小红鞋，可半个月时间不到，它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出现了裂缝，那些裂缝一旦出现，很快便呈几何倍数生长。我不只是心提到了嗓子眼，连脚都恨不得也提到嗓子眼。那缝一点点地开裂，我挡也挡不住，捂也捂不得。终于，小红鞋还是离我而去，完成了它在人间的使命，为自己的“鞋生”画上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

因为买这双鞋，母亲把家里的开支压缩又压缩。那年她没坐过一次班车。有次从县城回家，她硬是拖着父亲步行了六十里山路。刚进门，她就脱下了脚上的鞋子，她的脚后跟都被磨破了。

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如烟。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母亲也不做鞋了，一家人都开始穿上了买的真皮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