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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百年流变的哲学意涵

2021-01-17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

吴 恒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篇所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从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到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从“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遭遇巨大挫折,到“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直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这一深刻改变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正确意识形态观的树立和运用。

意识形态观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意识形态本身的‘观’”[4]。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有相关阐述,如他们对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里的意识形态就有本体论特征。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却不在此,而是要走向一条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之路。他们正是在对现实批判中,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并不断运用新的世界观指导无产阶级运动。基于此,意识形态观包括第二层含义,即运用“意识形态”去认识和改造现实社会而形成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这里的“意识形态”恰是充当了认识和改造社会存在的“工具”,是特定阶级的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所以,意识形态观是世界观,具有本体论意义、认识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的丰富内涵;意识形态观也是方法论,方法论的丰富意涵孕育于世界观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观,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主要包括党对“什么是意识形态、怎样对待意识形态和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等基本问题的回答。科学的回答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观,错误的回答产生错误的意识形态观。这就要求:一方面,不管是意识形态的“观”,还是运用意识形态有所“观”,这里的意识形态都是科学的;另一方面,不管是认识意识形态,还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都要坚持科学态度,以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放眼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树立和运用的历史进程,立足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审视这一百年的流变,既有利于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也有利于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的探索与创新。

一、本体论意涵:从抽象的观念形态到具象的意识形态工作

在本体论意义上,意识形态观指的是“观”意识形态本身,即关于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定位和作用等的考察。意识形态来源于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建立的“观念学”。自它降生以来,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阐释,形成了意识形态“言人人殊”性特征。但真正在意识形态概念谱系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是马克思,“马克思的著作在意识形态概念史中占有中心地位”[5]。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亦即意识形态主要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上层建筑领域活动,并与人们的关系要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限制和中介”[6]。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意识形态本身的理解要不断变化。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含义从“解释”世界走向了“改造”世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丰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的文献中,意识形态一词很少使用[7]。据学者考证,1919年,陈溥贤第一个将日语“意識形態”转译为中文“意识形态”;1923年,瞿秋白第一个将英语ideology引入中文语境,译成了“社会思想”。按照现代汉语习惯称之为观念(形态),乃至其后(即1930—1940年)很多国人(包括艾思奇和毛泽东)更多采用“观念形态”[8]的说法。例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用“观念形态”一词指认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且作用于它们并给予重大影响。如果从内涵的实际指向看,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意识形态,说明文化(文艺作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毛泽东思想或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没有被直接称为意识形态,而是被称为“革命原则”“革命科学”。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意识形态”一词才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讲话及党的文献中。毛泽东较早直接使用该词是他于1956年12月《给黄炎培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9]这里的“意识形态”已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后不久,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之作了具体的描绘,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9]这里,毛泽东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耸立在我国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意识形态概念的外延得以拓展。在意识形态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等一些引申性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一词,成为使用频率颇高的“热词”。“意识形态工作”是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具体化,表明我们党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更多地转向其实践性,相应地,我们党对那些意识形态的“形式”也就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就曾多次提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这其中,他对文艺工作者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10]。这表明,意识形态的实践“形式”涵盖了那些“文艺”的、“教育”的、“理论”的、“新闻”的、“政治”的工作。江泽民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问题,提出了占领思想宣传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保障我国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实践“形式”。新时期新阶段,胡锦涛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11]的重要论断。该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和灵魂的精辟见解,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价值观领域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的转型,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和安排。这些部署和安排具体包括:在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支撑;在准确判断互联网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与坚持网络舆论斗争相结合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新布局,把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在对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判断的基础上,把提升国家形象和赢得国际话语权作为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认同的重要路径。这表明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看法是不断深化的,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象的历史过程,即从旨在说明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到从操作性方面提出广义的意识形态工作,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对什么是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随着我们党从领导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党对意识形态内涵和外延的认知在不断发生改变,这一改变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但需注意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和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

二、认识论意涵:在实践中检验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实践取得成功,反之,则会把实践活动引向歧途。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影响其生成、变革的最深刻的根源一直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意识形态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所以,从认识论意义上看,意识形态观指的是一定阶级运用其思想体系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观表现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意识形态,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并在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这过程中,既不能教条化,也不能“泛化”。实事求是才是认识和对待意识形态的科学态度。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历史、人民的选择。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2]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成为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革命的首要任务。“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3],这其中,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都终究没能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政治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恶化,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进一步加深。社会迫切需要产生新的革命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1]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英勇斗争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在领导革命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解放的实际需要出发,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生产关系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思想、经济和政治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东方。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是党带领人民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但是,找到这一科学理论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直接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还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那样,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党在幼年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1931年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面个别词句当作僵死的教条,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错误和磨难教育了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延安整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共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借鉴过“苏联模式”。但实践表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仍然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超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理论家的胆略和智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创立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是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服务的,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葛兰西在谈到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时,把它称之为一种“水泥”,对社会成员产生一种凝聚、统一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水泥”作用,“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13]。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阶级斗争,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自然为阶级斗争服务。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2]。这就是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起重大指导作用。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1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换为经济工作。党的八大也正式确立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这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经济技术工作的统帅作用和保证作用上。他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9]。然而,其后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背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遭致“泛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始围绕改革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战略”“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谐社会”“中国梦”“四个全面”“四个自信”“五大发展理念”等意识形态话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有力地增强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

任何真正的理论总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而成,也总是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得以发展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的实践过程,既是理论跟随社会实践变化而创新的历史过程,也是理论通过指导社会实践实现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是意识形态认识主体和社会存在认识客体相互作用实现自我革命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5]。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更有成效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这个‘软国家机器’的特殊功能”[16],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通过意识形态辐射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牢固树立其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三、价值论意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作为“精神生产资料”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在思想上的表现。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统治阶级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7]。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18]。而作为照亮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道路的明灯,马克思主义不谋求任何私利。它一经产生,就吸引着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和解放的劳动人民。所以,从价值论意义上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信仰而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处于什么时期,面对何种形势,意识形态工作都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这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

首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4]在近代中国政党纷起的时代,唯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的拥护支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就是通过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为解决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衣、食、住、用、行等问题,毛泽东要求,要着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9]。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社会主义优越性联系起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判断和引领这一时期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话语体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指出,“不断使全体人民得到并日益增加看得见的利益,始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20]。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就是以人为本。他强调,我们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尺度”[21]。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彰显,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以人为本,成为我们党不断开辟意识形态工作新境界的不竭精神动力。进入新时代,人民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参与、监督等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利益需要得到不断满足,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和实践展开的立足点和归宿。

其次,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导向。人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者和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规定人民的社会活动的共同的价值导向,使人民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凝神聚力方能成就辉煌。因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正确地给人民指出前进方向,发动人民,争取自己的解放并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为了尽快动员工人,列宁曾提出了著名的“灌输”理论。他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通俗化”,就要“把它灌输给工人”[22]。毛泽东认为,推动中国革命首要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为人民所掌握,进而转化为人民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和实际行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让人民群众明白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并为之而奋斗。邓小平指出:“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10]当前,我们党正领导人民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激励和引导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奋斗。另一方面,弘扬精神力量,激励人民奋勇前进,实现伟大梦想。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2]。邓小平也曾提倡“艰苦创业”“开拓”“闯”“冒”的精神,人要“有一股气呀、劲呀”[23]。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24]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铁军精神、西柏坡精神,到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改革时期的特区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伟大追求和梦想,凝聚成的磅礴精神力量,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也必将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第三,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价值目标。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搞改革,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成就了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而且开启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新篇章。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25]。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非拉广大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时,毛泽东满怀期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9]。邓小平把人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结合起来,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根本是生产力的解放的观点,反映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不能靠空洞“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23]。江泽民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胡锦涛指出,未来理想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1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革,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认识和解决事关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在实践中的科学运用,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26]。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们党来自群众,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满足人民的利益需要,更要依靠人民,把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动力源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落实意识形态宣扬的价值,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结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什么是意识形态、怎样对待意识形态和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等问题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中,积累了许多值得珍视并能够启迪未来的宝贵经验。这在向世人展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同时,释放了中国共产党树立和运用正确意识形态观的启示意义。

第一,立足实际,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7]建党百年来,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创新,既彰显中国特色,又满足大众需求;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应对时代之变;既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遵循人类制度文明的共同价值理念,焕发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号召力。这告诉我们,树立和坚持正确意识形态观,就必须把科学意识形态同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既要让意识形态说“民族话”“时代话”“大众话”,也要让意识形态为实践服务,发挥意识形态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第二,抓住关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导向。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28]百年来,我们党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进步,之所以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抓住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遇到的历史性课题,用问题引领意识形态工作方向。比如,革命时期,正是解决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问题,才让理论掌握群众,自觉投身革命斗争,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时代,也正是基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考量,我们党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环节。

第三,不忘初心,高举科学意识形态的伟大旗帜。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29]在意识形态领域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树立并运用正确意识形态观的首要前提。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百年来,我们党初心不改,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在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的同时,也展现出心怀天下的济世情怀。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普遍困惑面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着的中国精神、中国理念、中国智慧,照亮了人类发展前程,在21世纪的世界焕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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