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予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英国当代小说家戴维·洛奇于2008年出版的小说《失聪宣判》，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因为作者本人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是患有严重听力障碍的退休教授。主人公德斯蒙德由于高频耳聋必须尽早退休，经历了一场“中年危机”。而他的病情后来又因“患有轻度痴呆的父亲”和“一位纠缠不休、不择手段的研究生”而恶化。[1](P287)本文试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出发，以“对话”为关键词探求此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关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文学伦理价值缺失的问题，“对出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剖析，研究各个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和过程，以揭示不同选择带来的道德启示”。[2](P5)在艺术表现上，后现代文学伦理的叙事取消作者的权威和文本的叙述中心，尊重差异和他者，采用多角度观察、多叙述者、多声音的叙述、多样杂糅的结构、多元变化的表现技巧，使用平行结构、戏谑模仿、直接引用等构成后现代伦理狂欢化的互文叙事。[3]巴赫金认为，意识的本质是对话，人类生活本身的本质亦是对话。[4](P387)戴维·洛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倡导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于1990年出版了《巴赫金之后》(AfterBaktin)一书，集结了阐述对话小说理论和运用它进行批评实践的文章。他甚至认为自己在巴赫金的理论中找到了一生理论探索所追寻的东西。[5](P21)本小说沿袭了洛奇对“对话”的关注，从文本与读者的对话、文本与先前文本的对话、文本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对话三个维度呈现了一种对话式写作，具有元小说、戏仿、拼贴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审美特征，从叙事技巧和主题两个方面揭示了后工业社会中新的伦理问题。这种“对话式”的写作与后现代伦理主张是一致的，使小说形成了一种对话式的后现代伦理叙事。

一、文本与读者的对话：元小说

《失聪宣判》使用元小说的后现代叙事技巧实现了文本与读者的对话。元小说作为指代一种不断发展的小说门类的术语而流传开来，“这类小说背离现实主义，突出了作者和读者在创造和接受小说中的作用”。[6](P393)在语言被视作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体系的后现代时期，元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探讨这一语言体系与小说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果使作品不断展示它有意识采用的文学语言和惯用手法，清楚地、明确地显示出其人工制品的特征，揭示当代社会的危机感、异化感以及压迫感与不再适应表现现代经验的传统文学形式之间的脱节。[7]这种打破“创作”与“批评”的明显界限，使二者紧密结合的手法，给读者与文本对话的机会，使读者直观地了解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从而对文本折射出的外部世界产生新的思考。同时，思考的命题也是与同样身处的后现代社会的读者息息相关的。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在形式上和语言上都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述方式的解体，在宣告传统叙事无效即非合法化的同时，确定了自己的合法化方式。

这种叙事手法首先体现在作者一开始就对作品本身的日记形式的揭露与分析上，[1](P10)作者借叙述者贝茨教授之口道破了文学创作中作者对视角的有意识操控。在贝茨教授写到自己走出退休教师的公共休息室，感到自己的身份被无视的挫败和退休生活的无聊时，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突然很想改用第三人称了。”然后开始用第三人称较为有距离感地讲述自己退休的原委。这就是典型的在创作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的元小说。罗兰·巴特指出了这种元小说的本质：“文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双重性：它既是对象，同时又是对这一对象的关照；它既是言语，同时又是对这种言语而发的言语。”[8](P147)在此小说中，作者通过邀请读者积极参与作品意义的构筑，使文本与读者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对话。

二、文本与先前文本的对话：戏仿与拼贴

小说中，作者也借戏仿和拼贴的手法完成了小说与先前文本的对话。戏仿指的是“模仿某篇文学作品严肃的手法或特征，或某一作家独特的文体，或某一严肃文学类型的典型文体和其他特色，并通过表现粗俗的或滑稽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来贬低被模仿者。”[6](P53-55)后现代语境中，小说家常用戏仿的手法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过去的文学范式进行批判、讽刺和否定的目的。[9](P12)在对失聪的喜剧性进行调侃时，作者戏仿了《力士参孙》，将失明者的“黑暗”与失聪者的“静寂”形成对照，凸显人们难以对失聪者的苦难产生共鸣的事实。

拼贴(collage)的手法同样被用来实现与先前文本的对话。拼贴的手法借由无关的片断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有助于产生传统叙事难以实现的效果。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认为，“拼贴原则是二十世纪所有传播媒介中的所有艺术的中心原则。”[10](P331-332)小说中被拼贴在一起的文本种类极其丰富，既有语言学领域的专业话题，也有各种邮箱里收到的垃圾广告、用于文体研究的自杀遗书甚至骚扰邮件，贝多芬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P97-98)20世纪早期一位博物学家的日记[1](P339)……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片段所构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打破了传统小说凝固的形式结构，给读者的审美习惯带来了强烈震撼。

无论是戏仿还是拼贴，都使小说文本成功与先前的外部文本进行了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发生在与严肃的、专业的文本之间，还与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产生了联结，这也反映了后现代文学试图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弥合艺术家与读者的裂痕。在这种对话中，诸如“死亡”这种“宏大”的命题不再高高在上，而普通人及其琐碎的生活片段也成为了被关怀和书写的对象。

三、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对话：后现代伦理关怀

对话还进行于小说文本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当代社会学家鲍曼指出，后现代性是“没有(现代)伦理规范的道德”——此处的规范指的是追求普遍性和排斥差异的现代性伦理规范。[11](P36)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是消解权威和中心，承认差异，尊重他者，并主张彻底的多元主义，[12](P205)后现代主义作为这样一种“没有(现代)伦理规范的道德”，旨在建立的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失聪宣判》成文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正如文中提及的，这是一个发达国家老龄化日益加重的时代。[1](P24)作者还敏锐地觉察到了城市正经历着经济转型——“这座城市建立基础的传统制造业——主要是钢铁和羊毛产品——让位于信息、娱乐和时尚消费的后现代经济”，[1](P139)身处于这种后工业社会，人们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当然也包括伦理的困境。

在全球范围的社会层面上，“伊斯兰极端主义、异化的英国穆斯林、巴以纷争、伊拉克问题等潜在根源依旧存在”。[1](P162)贝茨教授就遭遇了连环爆炸袭击引发大规模断电。尤其是小说中提及的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就是真实事件。这样，小说文本与社会现实直接进行对话，提醒读者恐怖袭击正在发生且死难者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贝茨教授参观奥斯维辛旧址时虽然感到“奥斯维辛犹如月球一般遥远”，[1](P313)但不得不承认在面对那场巨大灾难的旧迹时，那些感情——同情、悲伤和愤怒——“简直就像掉进大海的眼泪一样微不足道”，[1](P311)他觉得“即使是在冷战的高峰期，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人类的未来感到如此悲观”，因为“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让文明走向灾难性终结，并且为时不远”。这种对未来的关切也给了这种对话更厚重的意蕴。

文中个人层面的伦理关怀也十分显著。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伦理学的可能性依赖于对绝对的他在性(altereity)或他人的他在(otherness of the Other)的尊重。[13](P715)然而，对他者的尊重在现实中却鲜少有人做到。最开始贝茨教授心里对父亲也只是“义务性探望”。[1](P44)父亲弥留之际，他心中的温情才觉醒，感到帮父亲洗澡的这次不寻常经历“让婴儿与家长之间被颠倒的关系穿越了禁忌的障碍”。[1](P325)作为一名身障人士，他的发声——“我通常不喜欢这个话题(耳聋)，不管提起它的人是多么同情和出于善意”[1](P142)——直面对话了现实中轻视身障人士切身痛楚的论调，同时也是在对话读者不要忘记他者的“痛苦之源”。

四、结语

后现代艺术作为后工业大众社会艺术，“摧毁了现代艺术的形而上常规，打破了它封闭的、自满自足的美学形式，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14](P13)在叙事技巧方面，《失聪宣判》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宏观上，此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写成，是一种元小说的模型，形成了与读者的对话。通过戏仿之前的诗作拼贴各类广告、文摘和歌词，小说赋予了每个普通人参与讨论现代性意义上“宏大主题”的权利，模糊了高雅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分界线，形成了与先前文本的对话。主题上，小说探讨了后现代背景下的新思维模式，如隐蔽和被忽视的身体障碍正使更多人成为鲜为人知的“他者”，体现了作者深切的伦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