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 孟超 赵宁宁 河北金融学院

普惠金融顾名思义就是具有普遍优惠性质的金融服务，也就是专门针对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形式。由于这类金融服务涉及服务对象数量大、覆盖面广，具有明显的包容性，因而又被称作包容性金融。而大多数国家和区域中，农村往往是低收入人群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普惠金融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服务于乡村或偏远地区低收入人群。而当互联网全面普及到世界各地后，数字化逐渐成为金融升级和创新的潮流。针对乡村及偏远地区的普惠金融也得到数字技术的全面支持。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正在成为新时期普惠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

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是扶贫、脱贫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几乎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会专门针对“三农”问题推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旨在加快三农发展，实现根本性的扶贫与脱贫。而刚刚过去的庚子年也成为我国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标志性节点。不可否认，农村地区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最迟缓、滞后的区域，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则是城乡二元剪刀差的失衡状态不断累积负面效应所致。广大农村和偏远落后地区在各种资金和资源的获得性与可及性等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

而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新时期到来时，数字化正在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最有力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脱贫攻坚领域“金融脱贫”的最强抓手。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使用者超过98%的当下，乡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大幅降低应用门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正在以更低廉、便捷、快速等众多优势惠及越来越多低收入的农村人群，成为数字时代乡村地区扶贫与脱贫的重要手段。

（二）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途径

客观上，农村地区分散的人口、原始的产业形式和份额较少的收益都是制约金融业发展的诸多掣肘因素。这也是很长时间以来农村金融始终徘徊在整体产业相对边缘位置的主要原因。各类金融机构中除了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先后在乡村地区构建起基本规模化的体系外，其他国有或民营银行基本将农村地区排除在各自主体业务系统之外。如此被忽视的状态不仅在农业生产发展领域形成严重制约，对农村地区金融业自身成长壮大同样极其不利。这也是多年来农村地区金融业服务类型少、水平低、效益差、进步慢的主要原因。

因此，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正在成为新时期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途径。受益于数字化的低成本、高覆盖与便捷性，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能不同程度新建或拓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尤其在金融数据量持续增加、体量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城乡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的差异将逐步弥合，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将呈现不断提速和赶超的态势。这便为农村金融服务丰富种类、扩大范围、拓展受众、增加收益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遇和条件，也会使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二、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背景

（一）国内

随着国家对于三农扶持力度不断增加，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而城乡融合式发展的体系随着政策面利好因素的持续不断构建和完善，也同时在加快推进乡村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随着乡村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包括集体产权、土地承包、三权分置等制度不断清晰明确，新型农业主体不断显现，传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逐渐并行并不断衔接。各种变化都需要得到足够资金和资源的支持。

然而与快速发展变化的农业生产相比，农村金融业变革却明显落后、迟滞。一方面，作为“正规军”的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服务种类极为有限，或者由于过高的门槛、繁杂的手续而使乡村用户望而却步，造成农民或农户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非官方的民间金融则迅速填补市场空白，成为部分农村地区融资的活跃因素。然而民间金融不仅缺乏专业化与规范性，而且游离在法律法规等监管体系之外，一旦发生矛盾纠纷，不仅农民与农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司法保障，更可能出现潜在矛盾升级引发严重冲突。

可见，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已成为新时期国内农村地区金融业的短板和特点，这也成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国内的主要背景。

（二）国际

放眼世界范围，联合国早在二十世纪便已针对贫困问题提出过全球减贫的宏伟计划。而二十国集团（G20）也在21世纪推出了《G20 High-Level Principles for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二十国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进一步明确了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准则。这其中的不少内容与我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可见，从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势在必行的宏观趋势。而这也是当前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国际背景。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常见问题

（一）主观层面问题

互联网全面普及以来，数字化固然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动力引擎，然而数字化在基础知识和操作手段等方面的技术性要求却已成为阻挡部分人群参与其中的鸿沟。近年来一个新名词的诞生则是这一现实问题的佐证，那就是“数字难民”。数字难民指的正是游离于互联网之外、无法正确或顺畅地使用信息技术的人群。具体到现实层面，那些日常生活中面对智能终端的各项操作手足无措的中老年人，正是当下受困于数字鸿沟的“数字难民”的典型代表。

如果说城市中的“数字难民”由于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所限而对数字化无能为力，那么在更加广大、偏远的乡村地区，数字难民的数量更多、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智能终端的操作确实存在一定技术门槛，对从未接触过数字化的农村人口的确是巨大的障碍。但在另一方面，长期处于信息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对各种新生事物由不了解而生出的不信任和恐惧感也是在主观思想上制约农村人口接受数字化的主要因素。

而从统计数字方面看，最新一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全国范围内触网率已达70.4%，但乡村地区仅仅是55.9%。将14.5个百分点放在超过9.8亿网民的基数上，这是令人咋舌的巨大差距。显然，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偏远农村地区必然是“数字难民”存量的重灾区。倘若无法从思想观念上转变这些人的陈旧意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势必困难重重。

（二）客观层面问题

不仅是主观思想上阻碍众多，客观层面上，农村地区数字化发展较城镇地区也存在不少滞后因素。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光纤线路还是基站安置，偏远农村地区依然有盲区和空白点存在。又如乡村地区人口常态化的支付方式依然局限在现金层面，数字支付的场景和业态远远不如城镇地区成熟、健全。再如基于数字支付而拓展的数字化理财与保险等业务在乡村地区更加寥寥无几。

应当说，政策层面的利好与偏远乡村数字化思想建设尚未形成合力，因此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力有所不足。政策扶持的投入需要得到更多乡村主观意愿的响应才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否则单方面的热情终究过于薄弱，不仅在带动效应发挥力度上有所欠缺，而且在持久性和广泛性各方面亦会相对不足。

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化路径

（一）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制度供给

思维方式的转变才能带动行为方式的转变。因此，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首先需要加强思想教育。针对当前农村留守人口数量依然众多的局面，从外出打工人群到乡村留守人群两头着手加强教育与培训是重要手段。一方面，外出打工人群相对年轻，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更为便捷、快速，加之处于城市环境，对于数字化的认同和应用更为顺利，对其加强数字化宣传与引导将有助于带动影响乡村留守的家人共同参与数字化转变。另一方面，乡镇和村一级政府也要定期组织村民或村民代表进行数字化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帮助乡村人口尽快认识、了解、掌握数字终端的应用与操作办法。

同时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完善制度供给也是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比如山东潍坊针对农村金融缺少担保抵押的情况适度扩大了金融担保品的种类和范围，将包括土地经营权、农用机动车等在内的不动产、动产等纳入金融担保范围，且进一步扩大了不良贷款容忍指标限额，进而促使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持续降低、形式更加丰富、手段更为灵活。这些制度的出台都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优化发展的有益尝试。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本面

要致富，先修路。随着最后一公里道路的打通，越来越多乡村实现了脱贫。同样的道理，打通数字高速公路最后一公里也是解决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力的重要措施。而这就需要乡村地区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本面。

比如光纤线路的铺设或移动通讯基站建设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由地方财政拨款实现，另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引入民间资本，比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以股份吸引厂家、商家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

又如，在有条件的地方由政府或投资方出资批量购买智能终端，再以分期还款等方式引导农户使用智能终端，同时政府牵头开办数字化知识与技能普及班，以短期培训等方式迅速教育农户掌握智能终端使用方法等。

再如，充分利用乡或村小学的硬件设施组织村民共同参与数字化扫盲教育，借助电教设备帮助零基础的村民快速掌握智能移动设备等终端的使用方法。这是系统性提升农村人口数字化水平的有益尝试。

只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基本面，才能从源头上清除制约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障碍，才能为乡村地区不断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应用、营造更加健全的金融业态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构建联动机制，充分利用技术优势

针对农村地区传统金融产业与三农现代化建设在供需双方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加快构建联动机制，充分利用技术优势迫在眉睫。以湖北为例，当地银保监局以网格化模式制定乡村金融服务新战略，通过互联网平台建设与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对区域乡村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当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三农科学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种基于技术的优化与创新不仅填补了乡村金融服务长期存在的空白与缺口，而且成了传统金融服务最有力的数字化补充，也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驱动力。

五、结束语

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显而易见。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胜利，全国范围开始启动乡村振兴战略之际，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剪刀差问题更具实际意义。不过，在客观层面大力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针对主观意识层面的教育引导同样不可或缺。数字时代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固然需要完善制度供给、丰富产品类型，同时也应通过教育实现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是基于主客观双方夯实农村金融业基础、以数字化和普惠金融实现根本性脱贫攻坚与“三农”振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