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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期以来西部汉语诗歌的“精神高度”

2021-01-17王四四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王四四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一、引言

新时期以来,西部汉语诗歌(1)本文论及“西部汉语诗歌”中的“西部”是作为地理概念出现的,包括大西北、大西南和内蒙古西部;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作品包括“放逐”到西部的知识分子的诗歌、西部汉族诗人的诗歌、西部少数民族的汉语诗歌,以及西部羁旅诗人的作品。(以下简称西部汉诗)的精神高度在诗歌评论界一直未得到充分地认识,主流诗坛对其价值判断较为简单和片面,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基于中原文化中心的预设立场;其次是囿于对西部边塞的认知惯性,从而用“放逐诗人”代表了整个西部诗坛,于是把放逐诗人作品中的悲剧体认上升为西部汉诗的整体精神。评论界在讨论昌耀等被放逐西部诗人的诗歌精神时,虽也指出了其“有能力将之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悲剧处境的地步”(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6页。,但更强调其来自“心灵深处”的“形而上的孤独感”(3)洪子诚:《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同时这种“孤独感”也被用来诠释20世纪80年代的周涛、杨牧、章德益,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沈苇等西部诗人的作品;对于伴随“孤独感”而生的苦难、悲情、关怀、救赎等精神内涵的过度阐释,遮蔽了西部汉诗在精神世界方面的多维度探索。另外,羁旅诗人有关西部经验的创作,也不是仅仅用一个“孤独感”就能囊括其全部生命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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