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姗姗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科幻小说的鼻祖。如今，这则天才科学家被其创造物报复的寓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在后现代批评理论中，不管是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人类批评，还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屡屡被当作人类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批判的靶子。现有研究呈现出将弗兰肯斯坦这一人物及其自然观扁平化的倾向，忽视了小说文本中弗兰肯斯坦自然观念的复杂性和前后的变化。在小说中，“自然(nature)”一词出现了55次，包含多重含义。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指出，这部小说解构了早期生态批评所歌颂的纯净自然，其中的“生态联想，与正统的自然观信仰相比，如此离奇，以至于没有人直接面对这部小说”[1]145。莫顿认为，小说中的自然一词前后矛盾、无法自洽。本文认同莫顿对小说中自然观复杂性的判断，并将其归结于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自然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小说中的地理空间相嵌套。因此，本文运用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结合19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当下的景观理论与环境美学，探究不同地理空间带来的不同体验对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影响。

一、不同自然观与地理空间的嵌套分布

现代英语当中的“na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atura”。“natura”是希腊词“physis”的拉丁语译名。“在早期古希腊思想家那里，physis首先意味着万物发生和成长的过程，由此引申出万物的起始和事物的始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