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深亮

我国古书画作伪历史久远，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纵。”说明我国摹拓书画的技术已经初步成熟并已达到一定水平。到了晋代，书画临摹已初具规模，如记载中说到晋代王献之《十二帖》《中秋帖》等，就出现过摹本。到了唐代，临摹之风相当盛行，内府设立了“弘文馆”并聘有专门摹拓人员，临摹品大量出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如冯承素、诸葛贞、赵模、韩道政、汤普澈等，都是善临摹而传名千载的好手。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临《万岁通天帖》，冯承素临王羲之《兰亭序》《丧乱帖》《奉桔帖》等，其临摹水平，几乎都达到“下真迹一等”，乱真的地步。不过此时临摹书画，不是为了赚钱牟取私利，而是为了保护原件使之“延年益寿”或观摩利用，和后来的专门造假牟利有本质的不同。

時至宋代书画作伪日盛，特别是北宋后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书画作伪的第一次高潮。东京汴梁（今开封）正式出现了书画交易市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著名的大相国寺殿后的集市和潘楼东街巷的摊贩店铺中，都有书画珍玩买卖。书画市场的活跃，又进一步助长了作伪之风的盛行，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世所收吴画，多朱繇笔也。”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讽刺性地记载说：“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霸）、韩（干）、韦（偃），见牛即命为韩滉、戴嵩，甚可笑。”又据《海岳志林》记载：“今人以无名为有名，不可胜数，故谚云：‘牛即戴嵩，马即韩干，鹅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其实杜荀鹤、章得象是唐宋两位名人的姓与字，并非画鹤、画象的大家。记载中又说，米芾见到李成传世之作三百余件，其中真迹只有两本，遂发出“无李论”之慨，可见伪作之多。事实上，米芾本人也作假画，他在《书史》上记载曰：“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群鹅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皱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说明王诜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也作伪画。苏轼曾作诗曰：“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书法家黄庭坚亦写诗称米芾作假书画的手法高明，他说：“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可见书画作伪的盛行。至于宋代流传下来的赝本，现在看到的还有许多，本文只谈一些临摹得很好作品，至于那些伪造得很差的东西就不多说了。现在流传的好的宋代临摹本，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有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和《列女仁智图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唐阎立本《步辇图卷》、吴道子《释迦降生图卷》、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李成、王晓合绘《读碑窠石图轴》、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以及宋徽宗赵结的代笔画。宋代临摹的书法，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平安帖》《雨后帖》《干呕帖》，王献之《中秋帖》《东山帖》，谢安《中郎帖》等。至于有关作伪人，除上述已列举的外，其他尚不清楚，但摹得很好的作品（现定为一级文物），多是画院高手所为。

到了元代，由于社会经济的衰退，商品交换减少，书画作伪呈下降趋势。此时画院取消，画家文人多数隐居山林或民间，客观上限制了作伪的可能。又因市场不需要，伪画卖不出去，故作伪之风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时期著名画家如钱选、赵孟、黄公望、王渊、吴镇、倪瓒、王蒙等人的伪作，流传至今的还不少。

明王朝建立以后，经济、文化复苏。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出现了一批工商富户，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金钱，少至数万，多至数百万。巨商富翁的出现，不仅为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书画伪作的主要销售对象。到了明代的中期，商品经济发达，字画古玩交易十分兴旺。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北京“庙市日期”“城院庙开市在贯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陈设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细毕备。……以至书画古董，真伪错陈，北人不能鉴别，往往为吴侬以贱值收之。”“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说明了书画商品市场的活跃和艺坛好古和卖买之风的盛行。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其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者之众，作伪方法和手段之多，以及流传赝品之夥，均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代，形成了古书画作伪的第二次高潮。

明代书画作伪地区，以工商业发达，文人荟萃的江南大城市为主，如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绍兴、南京、南昌等地，在北方则有河南开封，但以苏州最盛。正如沈德符所云：“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然策矣。”张伯起即张凤翼，王伯谷即王穉登，二人都是苏州地区著名书画家，他们尚且如此，其他的市俗就可想见一斑。苏州地区一般作伪之人，大都住在该市的山塘街、桃花坞、专诸巷等地，大多仿造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赵伯骕、赵孟、沈周、文徵明、仇英等人的绘画，同时也仿造宋代苏、黄、米、蔡，元代的赵孟、鲜于枢、邓文原、冯子振等人的法书。明代祝允明、沈周、文徵明、吴宽、董其昌等名家的书法或题跋也进行伪造。画史上对这类伪作，统称为“苏州片”。他们造假的水平，虽高下不一，但大多有工板、滞涩、软弱的弊端，缺少高雅的格调。他们的伪作中，尤以仿仇英的青绿山水和工笔设色人物居多，如现今还在流传的仿作《清明上河图》就有近三十卷之众。此外，就是仿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等。这些人物画呆板无神，容易找出破绽。

苏州片之外，松江地区大都以制造董其昌字画为能事。他们大多数学赵左、沈士充等人画法，运笔比较工能，多湿笔，少董其昌生拙秀雅之趣，如故宫藏董其昌款“山水合璧”卷就是这类作品。绍兴地区则专造徐渭和陈洪绶，但画风和水平相距甚远，容易识别。

明末，河南开封有专门伪造唐、宋、元诸名家书法，如伪造颜、柳、苏、米、蔡、赵、鲜于枢等人。水平很低，一般用棉纸、粉笺、蜡笺，写后做旧，揉搓成通体折纹后装成卷。与此同时，江西南昌地区有专门伪造黄庭坚、文天祥等人的书法，其特点是纸绢染得很黑，显得十分陈旧，水平低下。

清代中后期，古书画作伪再次出现了新的高涨，究其根源：一是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书画古玩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店铺越来越多，形成了不少的专业经营字画古玩市场，如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艺林阁，以及青岛、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古董集市。这些古玩书画集市，不仅商品品种繁多，而且名码标价。据上海“豫园书画善会”记载，当时书画的价格：“四尺内整张直幅，壹羊（洋），四尺外加一尺，加半羊。手卷每尺，册叶每张各半羊，纨扇同上。”书画买卖的兴隆促进了造假之风的盛行。二是书画收藏鉴赏家激增，他们把手中的钱投入市场，购置字画作为财富储存的一种方式。当时著名的收藏家有梁清标、安岐、宋荦、高士奇、孙承泽、毕沅、毕泷、庞来臣、钱镜塘等。三、巨商富翁为风雅，大量争购名人字画。四，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及资本大量流入国内，他们开工厂，设银行，而一些西方国家和富人对中国古书画艺术兴趣高涨，抢购名人字画，客观上助长了书画作伪的新高潮。清代书画造假地区，有“苏州片”“扬州片”“湖南造”（又称长沙货）“广东造”“北京后门造”等。“苏州片”自晚明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和近现代。“扬州片”又称“皮匠刀”，主要在康熙、乾隆年间盛行，专造当地名家如石涛、郑燮的伪作，画路固定，技术低下，尤其题跋字的撇与捺，形如皮匠刀，轻飘无力。“河南造”，明末清初在河南开封地区，有一批人专造假唐、宋、元名家书法，但极少造画。从康熙至近代，延綿不断，他们主要伪造明末清初节烈人物如杨继盛、史可法等的书法，质地均用绫或缎，书风结构疏落，无基本功，多作旧，容易识别。“广东造”，晚清至近代，多造绢本、设色人物，伪品多为明以前的大名家，并伪宋徽宗的标题。“北京后门造”，即清代北京地安门一带，专造“臣”字款的假画，以设色为多，画面工整富丽，但笔法呆板俗气，所造乾隆题字和内宫藏印，往往违反规范，水平也很低。其伪作多仿内廷的装裱形式，用料虽讲究，但技术却低下。

清代书画作伪的人，现在查清楚的，有薛宣、吴述善伪王时敏;何锦、黄柱、朱融和薛宣伪王鉴;王荦伪王翚，范廷镇伪恽寿平;谭子献、吴唯和吴小道伪郑板桥;祁井西伪吴历，詹步青伪原济;戴礼、陈馥（松亭）伪李;王小梅、李梅生伪华嵒等。此外，大名家都有代笔，如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金农、罗聘、华喦、蒋廷锡、邹一桂、李等都有人代笔作画，此处就不多谈了。

上述情况说明，古书画作伪，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古代为了保护书画原件，使之“延年益寿”而临摹的作品;第二经本人同意，别人代笔的作品;第三种纯属造假的作品。三种情况，从广义上讲，都属于伪品的范畴，因为他们都不是真迹。若从狭义上讲，前二种不属于作伪，是合法而不合理的作品;而第三种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纯属于造假，不仅侵犯作者的权益，而且损害了民族艺术的尊严，应该属于坚决反对之列。（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