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楠

离开伊拉克至今，我的脑海中仍在回想两河流域，回想那些城市。比如叙利亚的霍姆斯和阿勒颇，我曾在那里刚刚结束内战时前往，它们都赤裸且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而这种赤裸带有很强的“清晰度”：整座城市都沦为战争废墟，我可以在任何楼宇之间穿梭，不断跨越人为搭建的掩体或挖出的战壕，看着一片片残垣断壁静默地矗立在大地上；我可以进入任何人曾经的家中，审视着屋内各种触目惊心的创伤，正竭力表现着生活的戛然而止。

墙上可能还挂着男主人的肖像照片，然而旁边的墙体已被子弹穿透；看起来原本应该舒适的床，已经被爆炸产生的水泥碎块铺满；写字楼的楼道里铺满了破碎的文件，没有一扇窗户是完整的，甚至连上楼的楼梯都处处残缺。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很多人走得太匆忙，根本来不及思考，更来不及收拾，就迫不得已地逃离这里，腾出一整座城市，沦为战争的祭品。

不禁又想到在战乱国家周边的一些地区。它们不能称之为城市，而是人为搭建的临时居所。在叙利亚南部的约旦和西部的黎巴嫩，有漫山遍野的难民营，只有简易的帐篷，以及随意搭建的水管和电线，支撑起最简单的生活。那些为战争腾出的城市，被炮火任意蹂躏，人们只能在不属于自己的家园里苟且偷生。有一个细节是，在中东地区，一个来自中世纪的习惯延续至今：那就是家园一旦受到战争蹂躏，人们不得不离开时，都会带着自己家门的钥匙，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始终期盼着，有朝一日可以回归。这些出逃的叙利亚难民同样有这样的习惯，即使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确定——自己的家已经是何种模样。

从古至今，动荡是中东的常态。

而我所看到的，只是当下的一个时间切片，我无法完整而确切地了解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那些过往的伤感和未来的境遇，只能感受到此刻。而在现实中，在伊拉克，在巴格达的拉希德大街，我所看到的是战争和疫情都没有完全抹平的繁忙，拥挤和堵车从未离开，人们在街上依然进行着买卖，仿佛战争导致的“异常”忘却了这里，而生活也从未离开。

类似地区去得越多，我就越能感受到所谓“平淡生活”的强大生命力，如同野草一般，只要有一丝空间，就会生根发芽。如你在前文中所看到的，我所描述的摩蘇尔一角：在战争过后的城市废墟里，在一条交通路口，道路又被商贩弄得水泄不通，在堵车间隙，我看到的那座坍塌的楼房。而在它的一层，依然有一家食品店亮着灯，人们在进入店内时，为了躲避那些尖锐的钢筋水泥，还需弯腰弓背，但他们却毫不介意。这种平淡生活的生命力着实让我震撼，然而这样的画面，在摩苏尔却十分常见。

正是因为疫情，我今年再度从伊拉克返回时，经历了某种特殊体验。若是过往，我可以直接从伊拉克飞回中国，或者从阿联酋转机；可是这次却很难照常，因此我不得不选择了绕道相对容易回国的方法——转机美国。这种“机缘巧合”，将我在伊拉克的行程和美国硬生生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曾说过，我在伊拉克看得到一些和美国的相似性，比如我所居住的巴格达卡拉达街区。一些进口超市里，卖着和美国同样的饮料，从路边的交通信号灯到交通指示牌，都能看到和美国相似的设计感。而在巴士拉，街区上的建筑，以及方格状的道路也像极了美国的街区，甚至连垃圾箱的外形包括街角散落垃圾的观感，都有相似之处。

在底特律郊区的“7英里路”，这个街区的样貌印证了我在巴士拉的感受，确实是太像了。而那里还有一个零星几栋建筑物的街区，叫做迦勒底村，这里曾经是中东人聚居区，萨达姆还给这个小村子汇过25万美元的款。这种潜移默化的联系总让我唏嘘感叹，仿佛世界运行着一种普通人看不懂的规则，只有时间才能将它们抹平。

最终，从西雅图回上海的飞机上，我回忆着今年的伊拉克之行，这次的行程多少带有一点虚幻的色彩，因为距离上次到伊拉克，已经间隔两年多时间。而在疫情前的某次，从伊斯坦布尔飞往沙迦，那班夜航极其罕见地从伊拉克的上空纵贯飞过。我看着舷窗外灯火通明的一座大城市，我确认无误那里是巴格达，它的国家公路正张牙舞爪地向四周的黑暗伸去。

在巴格达的东南方向，底格里斯河在黑暗中一路流淌，沿途串联起了众多城市：卡尔巴卡、纳杰夫、纳西里耶、巴士拉……最终，灯光在巴士拉东南戛然而止，那里已是两河的终点——深邃的波斯湾。而我甚至看得到巴士拉周围炼油厂的熊熊烈火，在鬼魅的美索不达米亚深夜中忽明忽暗……一切都像过电影一般，勾起我对中东地区的无限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