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建 曹艳艳

近年来，我国对外合作办学蓬勃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3年9月1日施行以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合作办学的规范化与法治化。2013年和2019年，我国对《条例》进行了两次修订，但都未触及实质问题。随着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条例》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难以为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国家从政策层面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教育开放，提升我国教育世界影响力。……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1]351。这就对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将《条例》修订列入立法计划。

如何修改《条例》？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学者认为完善《条例》应以人为本，从明确办学定位出发，遵循高等教育公益性原则，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2]有学者认为《条例》的修订应兼顾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同时健全引导机制，畅通权利救济渠道。[3]有学者从质量监管出发，提出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管理水平，开展持续监管。[4]总体上，学界研究成果对《条例》修订具有借鉴意义，但对《条例》修订如何体现“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还缺乏深入研究。

“放管服”是我国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是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方向。2015年5月，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总的要求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即‘放、管、服’三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