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瑛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开篇中说道：“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1]这一段话深刻地呈现了启蒙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一方面，启蒙可以使人“摆脱恐惧，树立自主”，给人带来理性、解放与自信；另一方面，启蒙想“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神话的瓦解和想象性的压抑，对文学创作来说，确实体现了“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的事实。启蒙的积极作用和启蒙对于文学审美的压抑的矛盾也表现在中国现代启蒙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启蒙，输入了西方科学、民主的现代思想，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得以解体。正如胡适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2]但是，“五四”知识界对科学的过分赞赏，对启蒙内涵理解的偏激，带来了“唯科学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