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 晶

关于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二人辩证法的比较研究，克劳斯·杜辛曾在《黑格尔与哲学史》一书中有过一个颇为详细的学术史梳理，他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虽然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最高内涵的真理，即本体论神学的真理，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足以丰富其辩证法的方法论环节”[1]。克劳斯·杜辛的这种判断当然有其道理，因为尽管黑格尔后来翻转了他先前将柏拉图置于亚里士多德之上的做法[2]——“在他的真正的思辨里面，亚里士多德是和柏拉图一样深刻的，而且比他发展得更远、更自觉；对立也获得了更高的明确性”①，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黑格尔在讨论辩证法概念的前身时，所提到的是柏拉图与康德，而亚里士多德似乎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是反复提及亚氏的思辨思想[3]。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哲学由于它思辨的深刻而受到重视”，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则是“古代辩证法的伟大的作品”[4]。同样地，在《哲学史讲演录》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章节中，黑格尔就从未明确提及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念，而是反复赞扬他具有思辨的思想(VGP2，269，283，356，379)。

但是，杜辛的结论其实也不尽然。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黑格尔所称赞的康德式辩证法概念更多的是遵循亚里士多德而非柏拉图的传统，即对先验分析论与先验辩证论的区分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虽然黑格尔非常明确地表明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