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在清末民初的史学近代化历程中，经过刘咸炘、胡适、姚名达、张尔田、梁启超、何炳松、柳诒徵等人的研究与推重，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从乾嘉学术的边缘逐步走向了现代史学的中心，成为时人以传统史学对话域外史学的媒介，也曾是西史东渐背景下中国史家赖以抗衡西方史学的一大利器。时至今日，《文史通义》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成为史学工作者的案头之书。既然是经典，必会以其特有的学术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持续不断地研读它，从而产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作为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一种，罗炳良教授译注的《文史通义》(以下简称“罗译本”)名副其实，对推动新时期的《文史通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当下的学术研究，可分为很多类型，专文、专著、札记皆可，唯有整理与译注，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没法讨巧，但它又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对于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罗炳良教授为何要专门译注《文史通义》呢？这里面，固然有一种“章学诚情结”(1)储著武称：“在他开始研究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以后，章学诚就从未离开过他的视野，并且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见储著武：《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谈罗炳良师的“章学诚情结”》，《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同时也因为他对此项研究的价值具有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