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绪敏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唐代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的《史通》以“多讥往哲，喜述前非”[1]292而受到后人的批评，比如明代学者陆深称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贤圣”[2]552。郭孔延则称其：“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谬，高自标榜，前无贤哲。”[3]清代学者钱大昕更是指斥其：“于迁、固已降，肆意觝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阳为狂易悔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4]303在此且不去论此批评是否得当，但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刘知几在史学批评领域无疑是一个勇士。他不仅详论史家之得失，倡导“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1]193的“直书”精神，更是敢于怀疑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记载的虚妄。在《史通·疑古》篇中，他直接指斥《春秋》等“六经”，“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则隐讳”[1]380-381，并把这种曲笔讳饰的起因归结为孔子的说教。他指出：“《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1]380由此提出《尚书》记载可疑者10条，其中有论及对尧的增美和对桀纣的憎恶，并质疑二帝三王禅让征伐之事。在《史通·惑经》篇中，他以十二“未谕”、五“虚美”质疑《春秋》记事之虚妄。他指出：“《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