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清 赵建忠

1947年12月5日，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在《天津国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他根据在《懋斋诗钞》中发现的资料，提出了关于曹雪芹卒年的“癸未说”。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的注意。胡适写信表示赞同。这封信刊登在1948年2月20日的《天津国民日报》上。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够得到国学大师的首肯，国学大师还与其在报刊上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由此一举成名。此后两人不断有书信往来(1)1948年，胡适与周汝昌来往信件计14封，其中胡适写给周汝昌的信有6封。见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石头记会真》第10卷，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讨论。胡适慷慨地把十分珍贵的“甲戌本”等红学要籍借给他，使周汝昌大受鼓舞。于是，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积极投入与曹雪芹相关的时代、生平与家世的发掘研究工作。六年之后便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以下简称《新证》)。

“出道即巅峰”[1]的创作规律在周汝昌身上也是适用的，他的处女作《新证》堪称红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也奠定了周汝昌红学大师的地位。但他对红学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即几乎倾毕生精力考订与研究红楼版本的成果《石头记会真》(以下简称《会真》)，却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甚至有人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笔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新红学之前的《红楼梦》研究，是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和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为代表的索隐派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