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昊

(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部，北京 100083)

一、不可靠叙述及其在《泄密的心》中的研究现状

现当代叙事学界，不可靠叙述自1961年布思提出以来蔚然成风，成为叙事学家普遍关注的焦点。针对不可靠叙述，修辞学派强调叙述者与“隐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规范(norms)之间的距离，涉及故事事实、价值判断和认知解读；认知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倡读者规范，将读者的阅读建构在文本的规范上，以读者本身的阐释作为衡量标准。与认知学派对不可靠叙述的解读相比，修辞学派尤其经詹姆斯·费伦的发展，既从“隐含作者”的价值与道德规范出发，又从阅读伦理的角度顾及到“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与个体读者的差异与互动关系，其认可度与发展度更胜一筹。除此之外，安斯加·纽宁提出了综合性的“认知—修辞方法”，虽然亲修辞派观点，但在申丹教授看来站不住脚。她认为纽宁“在理论上仅仅照顾到了修辞方法，而且在分析实践中，也仅仅像修辞批评家那样，聚焦于作者的读者这一阅读位置，没有考虑到读者不尽相同的阐释”[1]141。综合比较，就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尚待完善性而言，费伦的理论研究与适用价值更为乐观，而且就修辞叙事学而言，费伦系统发展了布思的观点。

布思将作品的规范视为不可靠叙述的衡量标准，此规范是“隐含作者”的规范，即创作作品时作者的“第二自我”之于作品中的事件、人物、主题、风格、基调、技巧等各成分体现出来的伦理、道德、情感、艺术等方面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