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郭曦垚，杨 蕾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唐代以前蒙学教材历史回眸

“蒙学”一词源于儒家经典《易经·蒙卦》：“‘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1]155蒙学教育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和道德教育，使儿童掌握一些基本的历史文化知识，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守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蒙学没有固定年限，一般采用个别教学。教学方法注重背诵、领悟和练习；学习内容采用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的材料，即童蒙教材。由此可知，蒙学教育是蒙学教材的制度依托和前提条件。

唐代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中期，蒙学教材与其他文物制度及文化产品一样均离不开前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尽管发生的方式有直接、有形与间接、无形的差别。

汉代蒙学教育初期主要是儿童在家中接受一定的启蒙教育，随后进入相应的书馆学习，在书馆中主要学习识字和书法等较为基础的内容，最后再去学塾一类机构研读《论语》《孝经》《诗经》和《尚书》之类的儒家典籍。儿童经过这三个阶段基本上算是完成了蒙学教育的任务。汉代蒙学教材以识字、习字和学算为主，但种类单一。《史籀篇》是我国最早的识字教材，由西周史官史籀所作，虽现已亡佚，但是像秦代为推行“书同文”而编纂的教材，如李斯《苍颉篇》、赵高《爰历篇》和胡毋敬《博学篇》的文字多半是从《史籀篇》中筛选出来的。随后汉代塾师们将之合编为《仓颉篇》，另有史游的《急就篇》，构成汉代蒙学初级阶段代表性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