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赵城金藏》遗珍——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研讨会由荣宝斋主办、北京荣宝与在艺承办、云杪文化与国图创新协办。

作为旷世国宝，《赵城金藏》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会引起学界极大震动。此次“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是公共机构收藏以外的《赵城金藏》首次公开亮相，所以研讨会当天全国20位古籍佛学领域学者专家——“中国古籍界半壁学术江山”齐聚北京，他们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国家文物局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近20家高校及研究机构。

研讨会围绕首次公开亮相的《赵城金藏》孤本巨帙——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此卷长达19米、金元时期原纸、燕尾收尾、品相完好，探讨《赵城金藏》在宋金时期的刻印与传承，民国时期的发现与抢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修复、保护、研究等议题，充分肯定《赵城金藏》新文献——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为真身，并高度肯定其面世的重要版本、文献及历史价值。

旷世国宝，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在迄今发现的佛教典籍中，汉译本保存数量最为可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副主编张新鹰介绍：“从唐代开始有人用写本的形式编纂佛教典籍，直到北宋开宝年间，在官方主持下才有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因此，《开宝藏》成为历代雕版印刷大藏经的鼻祖。

时至今日，《开宝藏》留下来的经卷寥寥无几。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城金藏》权威专家李际宁在研讨会上说：“作为6000多卷的《开宝藏》现在全世界剩下12卷，加上一块残片13卷，现在只能借助血缘关系最近的《赵城金藏》和《高丽藏》进行研究，而《高丽藏》又没有天台教典跟慈恩宗的典籍；到晚清、民国的时候，宋元明清各代覆刻的大藏经大部分都散佚了，此卷《赵城金藏》天台宗的重要经典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就保留了北宋入藏的最早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与状态，显得弥足珍贵。”

《赵城金藏》作为《开宝藏》覆刻本中的孤本，是当今大藏经中卷帧最多、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堪称“遗世孤本”“旷世国宝”。共计6980卷，6000余万字，现存4800余卷，因1933年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而得名。不论是在版本还是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及历史价值，被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

1934年，著名居士蒋唯心前往广胜寺考证，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5万字长文对《赵城金藏》的历史谜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论述，至今是这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考证文章。根据蒋唯心的考证，《赵城金藏》是由金代民女崔法珍断臂募缘刻成，众多佛教信徒“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历时约30年，毁掉一部《开宝藏》，覆刻而成《赵城金藏》。

这让《赵城金藏》的诞生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李际宁认为崔法珍的确接替实公法师主持刻印了大藏经，并且她与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存在可证联系，“主持刻印大藏经的实公法师去世之前将刻藏任务交给了崔法珍，大定十八年崔法珍刻完大藏经运到金代的首都中都（今北京），皇上赐其衣德号，命她为弘法大师，崔法珍建议将经版也运送到中都，于是这套经版一直在中都保存下来。元朝时经版出现残破，崔法珍就发动北京周围的寺院、信众助缘补雕。大概隔了20年，广胜寺僧人重修广胜寺，请山西临汾的一个经坊到北京印刷一部《大藏经》，这样这部《大藏经》就在广胜寺流传下来了，一直到1933年在广胜寺被重新发现。”

红色基因，成就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六集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于第五集重点讲述国宝《赵城金藏》的传奇故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抢救，《赵城金藏》才有机会与《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各方就觊觎这部《赵城金藏》，最早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愿出22万银圆购买，遭拒后仍不死心，陆续派遣僧人游说广胜寺，试图高价买断。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军人开始蓄谋掠夺《赵城金藏》。在战火之中，中国共产党命太岳区连夜秘密抢运，将5000卷藏经安全转移出寺庙。

当年参与抢救任务的太岳二地委书记史健是个关键人物，其子李万里为了还原父亲史健当年如何参与保护《赵城金藏》的历史，花了40年时间，采访数十位当事人。他在研讨会上讲述了抢救始末。

1942年2月，时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接到临汾情报站穆彬的情报，日本人想抢掠《赵城金藏》，但是没有找到藏经。如果不是穆彬和父亲都了解《赵城金藏》的重要价值，李万里想：“任何的迟疑或是拖延都会导致擦肩而过。”史健层层上报到延安党中央，延安电报批复，派一个连80多人连夜行动，转移国宝。

“二地委以运公粮为名组织干群和驴马帮助运输，大概在晚上八九点钟入寺，从3米多高的二层佛座将经文递下来，在12点左右全部完成，送往石门峪存放。两个月之后，日军再次进行扫荡运动，史健命令将士背经转移，分配每个人二十余卷，历时两个半月抵达太岳根据地的核心庆远县，秘密存放至一处隐蔽的煤窑之中， 这才躲过一劫。”

这批国宝，在战士们背上保留下来，1945年，《赵城金藏》被交付于当时的北方大学保管，直至1949 年北平解放，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才将《赵城金藏》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至此，结束了它跌宕起伏的逃生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城金藏》成为首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修复项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过问指示，最后历时近17年，这部皇皇巨帙于1965年修复完毕。

因此，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李致忠认为，在战争年代，中央对《赵城金藏》的保护政策也使得它带有“红色基因”，这也是其他文物不能相比的。“若非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依旧专注保护文物，就不会有《赵城金藏》的传奇今生”。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认为《赵城金藏》是中国大藏经的一个传奇，“其一，中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开宝藏》存世寥寥，现在只能通过《赵城金藏》一窥全貌；其二，中国人对于这部金藏的传承、保护——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人的觊觎下极力抢救出来，几经转移，这才有了今天存世的4800余卷。”

19米巨帙新卷面世，归宿何处牵动学界的心

长达19米的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重新发现，对《赵城金藏》巨帙而言是重要补充，也引发学界和收藏界热议。

研究《赵城金藏》30多年的李际宁，仔仔细细观摩了经卷，确认这的确是《赵城金藏》原件，“从纸张、字体乃至版式、千字文的名字号的写法、刻法，都跟我们所知的一样。”他特别指出，“妙法莲华经卷八中第37版充分体现了《赵城金藏》的刻印过程中对于《开宝藏》的修补，除公认的文物价值以外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冯国栋认为“卷八”在1934年之前就不在广胜寺了。“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关于法华经文句留有小字备注存三卷，但没有写明是哪三卷，根据后来的流传情况，得知这三卷是卷二、卷三和卷五。后来任继愈先生作《中华大藏经》时因为没有法华经文句的金藏本，而用了南藏本做底本。所以，这三卷在蒋唯心1934年去广胜寺调查之前应该已经流传出去了。

在李际宁的考察中，现存全世界公共收藏的《赵城金藏》算下来不到4900卷。“过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编号的是4813件，最近库房里收藏的两件残本也相继编号；除国图以外，上海图书馆12件，北京大学7件，上海博物馆1件，广西博物馆2件，崇善寺2卷，台湾3件；另外日本各大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等藏有40多件；德国的巴伐利亚图书馆还有1件。”

正因为在市场流通中极为罕见，学界对于该卷的归宿颇为关注。翁连溪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过去几十年作为专家曾在国外博物馆调研时见过几卷《赵城金藏》，他说由于都是孤本，现在市场上出现这种卷子太难了，“不管出现哪一卷，出来一卷就是国宝”。他建议最好能够回到国家机构，如果是私人收藏也希望将来捐给国家机构，这对于古籍文物的保护实在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市场流通稀缺，《赵城金藏》在公众认知中其实略逊一筹。“主要还是市场主导关注度的因素，公共知名度很多时候是因为市场价格的天价，但《赵城金藏》在学术界的地位非常之高，这次在国内市场应该是第一次上拍，希望借助市场力量能够推动公众对这段文化历史的关注。”北京荣宝拍卖常务副总经理何奇峰说道。

无论如何，此次《赵城金藏》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的问世，得到了学术界、宗教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湛如法师认为：“《中华大藏经》重新编辑的时候能以《赵城金藏》作为底本，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张新鹰也呼吁《赵城金藏》的版本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极为珍贵，“它的装帧形式与《开宝藏》一样都是卷轴装，《赵城金藏》之后的大藏经基本上都是经折装，现在流传下来吉光片羽，非常难得”。

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曾言：“《赵城金藏》已超越‘国宝’，属于世界文化遗产。”跨越近千年历史，北京荣宝拍卖典籍部经理李林昊作为新一代年轻的市场专家，他介绍说：“《赵成金藏》不仅仅是我们能看到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佛教大藏经，也是涵盖了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文字、建筑、医学、历史等，并且通过中国先进发明技术雕版印刷来完成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一项宏伟文化工程壮举，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珍贵遗产，是我们中华文明带给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对中国和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文化都产生深远且持续的深刻影响。”

“国宝孤本《赵城金藏》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于11月27日—30日在荣宝斋首次公开展出，随后前往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地巡回展出，并于12月20日在北京荣宝拍卖公开拍卖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