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成智

粗砺的上古城垣石块，制作手法精细的陶鬲和陶璧，这些制成期距今已有大约五十个世纪的物件构成了陶唐都城遗址立体的文化景观。如今，这个位于陕西榆林市鱼河峁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场域正日益受到重视。

追溯黄河文明脉络

已经过学界初步勘探的陶唐都城遗址分布在五个遗址区，分别为石峁山遗址、李家石畔遗址、桐条沟（古城寨）遗址、龙化遗址和寨峁遗址。五个遗址覆盖了大约三十平方公里的范围。以石峁山下方的梅家畔村为起点测算，遗址到黄河距离约为45公里，到无定河距离约为12公里。综合推断，遗址应该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

陶唐都城遗址研究会名誉会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人才库的呼立涛研究认为，该遗址群为史书记载的陶唐都城遗址。

呼立涛认为，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探寻史前黄河流域文明的脉络，追溯中华文化的源头有重要意义”。除了考古遗存的证据，呼立涛另外的佐证来自于大夏赫连勃勃的个人叙述，“昔在陶唐数种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夷一元之穷灾…鸿绩侔之天地…”。考虑到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都城、陵寝等遗存均在陕西榆林地区，呼立涛认为，该叙述是赫连勃勃回顾祖先的文本，可引申为陶唐都城遗址在榆林的证据。

陶唐都城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

陶唐都城遗址也即上古传说中的帝尧都城遗址。《尚书·五子之歌》提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这里陶唐指帝尧的号。古代典籍《大戴礼记》和《资治通鉴外纪》将尧认定为传说中“五帝”之一。尧为史籍记载的上古部落国家领袖。《尚书》为早期系统的史书，为研究上古社会提供了重大参考价值。《尚书》开篇《尧典》就讲述了尧的事迹。

《山海经》有不少有关尧的地理记载。《山海经》多次提到尧的埋葬地。《山海经·海内北经》提到一座“帝尧台”，位置在“昆仑东北”。上古时代，秦岭包括今日的昆仑山，也有“昆仑山”的称谓。所以，“昆仑东北”可能就在陕北、晋西北一代。

《山海经·海内北经》提到的另一处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对舜家庭的记载。该处提到，舜的两个女儿出生在黄河边一个大沼泽边上。她们光芒四射，照亮了方圆百里。

大沼泽到底位于何方？如今仍没有明确结论。但该地应该是一处离陶唐都城遗址不远的地方。《山海经》的记载提到，舜的一个女儿名叫“烛光”。“烛”在古语中并非蜡烛，而是火把。火把经常拿苇麻做燃料。所以，当地可能是苇麻的主产区。

石峁山祭坛遗址

此前，榆阳区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组织相关专家就石峁山遗址进行探讨。专家认定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专家测量，该山峁距山底高度约100米，山上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专家意见提到，“该遗址对研究陕北地区新石器时期的聚落分布、区域类型及当时的居住环境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专家意见分析了石峁山遗址上陶片的纹理，“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印纹、篮纹和附加堆纹”。专家在该区域发现的遗物有陶罐、石刀、石斧和刮削器。

陶唐都城遺址出土的陶鬲

陶唐都城遗址出土的陶璧

实地踏勘发现，该山峁的坡道上，有大片杏树林，在深秋呈现出金黄和淡红交错的颜色。该地符合陕北地区上古城垣遗址的普遍选址地形：两川夹一峁。从对面山顶望去，两条河道在山峁凸出部脚下汇合。该地在冷兵器时代为易守难攻的地形。陶唐都城遗址研究会会长梅平介绍，其中一条河流为通天河，另一条为羊路沟。在通天河河畔，一株古老的柳树仍然活着。梅平估计该树树龄约有两千岁。

通天河畔大柳树

从山峁顶部看去，可以看到有五座起伏的土丘。陶唐都城遗址研究会名誉会长呼立涛推断，这些是古代的祭祀场所。其中三座可能祭祀天、地和人。此外，他认为，五座土丘，可能和上古时代起源的“五行”学说有关。《尚书·洪范》中有关于“五行”的早期记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在山峁西部，可见残存的一段城墙墙体。多数石头表面呈灰黑色，并覆盖着白色的地衣。石头呈不规则的块状。根据上古时代普遍的城垣石头制作方式，石头可能用“火烧水激法”切成小块制成。具体方法就是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将巨石先用火烧热，然后浇上冷水。石头在短时间内温度剧烈变化，就会裂变成较小的石块。这种方法可以弥补上古时代工具的缺乏。

陶唐都城祭坛遗址，位于石峁山顶

石头可能来自山下的通天河和羊路沟河道或河畔。该地选址位于两条河流交汇处，除了防卫需要，也有建设、生活需要。《尚书·禹贡》中有“原隰厎绩，至于都野”的说法。“原隰”就是低洼湿润的地方，对石峁山来说就是通天河和羊路沟。“厎”字在《说文解字》中写作  ，被解读为“柔石”。 但这并非最佳解释。因为它忽略了 字表达的位置信息。根据字形，  字由“厂”和下面的部首组成。“厂”的原意是高处，下面的部首是“石”的象形字。“石”位于下方。所以 字的最佳解释是：低处的石头。所以“厎”字从字形角度解释了石头的来源。“都野”，就是城邑及其郊区。这表达了石头的去处。所以“原隰厎绩，至于都野”的说法，为石峁山遗址的修建提供了重要信息。

石峁山有约一百米高，山体陡峭。所以，要在山上修筑祭坛或城垣，并非易事。这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可见当时的城邦已经有较丰富的人口和较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

四耳山和南山之谜

位于石峁山遗址北部的四耳山笼罩着神秘色彩。据当地一位村民介绍，四耳山上一座古庙四耳山庙，历史悠久。当地道路崎岖。当年修建古庙时，每只羊每次驮两页砖，将建筑材料驮上山去。四耳山庙建筑犹存，但里面壁画主体已经毁坏，如今仅存墙角的两幅牡丹画。古庙前方空地上，在杂草中间，一堆石狮子雕塑仍在，主体结构保存着，其中一个石狮子被截为两半。庙内原来的神仙雕塑极具威严，但数十年前尽毁。四耳山脚下有四耳河。

陶唐都城四耳山遗址

据呼立涛考证，四耳山的“四耳”两字，与《山海经·南山经》两处记载有密切关联性。《山海经·南山经》提到，有座基山有一种野兽，“九尾四耳”。又提到有一座长右山，山上有种野兽也是四耳。据此，呼立涛认为，四耳山可能就是这些传说神山中的原型。这就把陶唐遗址和上古记载联系到了一起。

据当地传说，在上古时代，四耳山上居住着一位大仙，不食人间烟火，只喝四耳河的水。大仙匡时济世，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后来为了纪念大仙，人们修筑了四耳山庙。

《山海经·南山经》中的南山到底在何方？呼立涛经过半年踏勘，认为这座南山就是石峁山对面的一座叫“南山”的山峁。南山和石峁山中间隔着一条叫羊路沟的河流。

城邑遗址

在龙化遗址，在距下方田地20米高的土丘山坡上半部分，散落着数百片陶器残片。在这里，一个石刀残片被发现。该残片是原石刀断为两半后剩下的部分，另外的部分无从寻觅。残片可见被打磨得精细光滑的刀刃，以及中心的圆孔残口。此前，佳县石摞摞山龙山遗存曾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遗址龙山遗存发掘简报》曾提到，考古发掘的遗物中包括两把石刀。该报告描述，石刀多为石英岩质，多呈浅褐色。其中一把石刀长12.5厘米，宽5.3厘米，厚0.9厘米，孔径0.4厘米。根据该报告，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龙化遗址石刀的形制、大小。

龙化遗址石刀

李家石畔保存有完整的一段石头城墙，长约30米，高4米。呈东西走向。在高的地方，石墙堆叠了约20层。

北方是一个呈坡道的田野，种植着谷子。远处观看，石头城墙所在的峁总体呈一片立着的树叶形。山体上覆盖着蒿草。

城邑的产生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一书提到，“中国考古学家将城墙聚落在中国史前史上的出现看作文化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意味着技术、社会组织和领导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取得的成就。”

李家石畔遗址

上古环境还原

陶唐都城遗址区域内的居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他们的饮食、居所等生活图景如何？

根据连丽聪在《内蒙西部及陕甘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中的分析，在仰韶文化中晚期，气候波动较大，趋向干冷;在龙山文化时代，气候趋于稳定，但进一步变干。该文认为，这样的气候变化推动了黍栗为主的旱作农业成为主导。这能勾勒榆林陶唐都城遗址区先民的农业图景。此外，毗邻黄河、无定河，并且有通天河和四耳河这样的准“护城河”，陶唐都城遗址区也能获得丰富的渔业资源。

与陶唐都城遗址区年代、文化形态相似、位置较近的一些遗址区的发掘分析，为我们了解提供了陶唐都城遗址区的畜牧业提供了参考。常经宇在《陕西榆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一文中提到，在仰韶文化晚期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在可鉴定标本中，根据最小个体数统计，家猪和狗为仅有的饲养动物，其中以家猪占主体;在野生动物中，以草兔为最多。在龙山时代晚期，在榆林地区的多个遗址，饲养动物除了家猪，还出现了多种羊科动物;在部分遗址，羊的比重超过了猪。

陶唐都城遗址区的民居情况，同样可以从类似的遗址区发掘报告中取得基本信息。

榆林市榆阳区安崖镇房崖村的寨峁梁遗址，为一座新石器时代小型城邑聚落。根据2014年该地的考古发掘报告，该地在2014年发掘清理出66座单体房址。该报告描述，房址多分为前后室。其中前室为半地穴式，垂直下挖产生;后室为呈“凸”字形的窑洞;前后室有门洞相连。报告也提到，窑洞已经有了一定装饰，墙壁下方和地面上涂上了白灰。从这些早期遗址可以看出窑洞的上古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陕北民居的这些特质，在“窭”字中有直观、生动的反映。以下是睡虎地秦简中“窭”字的早期形态：

这个战国或秦朝时的字体保留了珍贵的原始信息。这些信息和考古发掘互相对照，反映了上古民居的形制和建造方式，以及它在等级社会折射出的文化信息。首先，“宀”有“穴”的意思，反映了民居的初步建造方式，即下挖成半地穴式。其次，在“宀”下面，可以看到两个形似房间的部分，被一“横”隔开，这就是前后室;中间的一“横”可以理解为前后室的间隔或通道。最后，和后室窑洞相连的，是一个“女”字。这可以理解为后室为生育的地方。“窭”字有“贫穷”的意思。《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窭，无礼居也。”直观意思是说不讲究礼数的居所。由于“窭”式的房屋比较简陋，仅有前后室，所以待人接物只能在前室，没有单独的会客厅。这自然无法满足礼的要求。这和《史记》提到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一致。

在梅家畔村，一片葡萄园的边上，可见上古遗存。一些牛骨化石被发现。这里可能是上古时代的集市。

陶器文字释读

在目前陶唐都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两件陶器残片上有较明显的文字。

关于陶器刻划符号属性，目前学界有争议。一种传统观点认为，陶器文字是刻划符号，并非文字。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谈到仰韶文化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仰韶人有文字系统，但可以说，仰韶陶器符号可能是中国北方历史上文字体系的来源之一。”另一种观点则明确陶器刻划符号为文字。比如，《中國国家地理》（2007年第10期）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个陶扁壶上的其中一个文字释读为“文”。

本文经过综合推断，认定陶唐都城遗址陶器刻划符号为文字。我们的研究基于直接证据和甲骨文、金文研究。把甲骨文和陶器刻划符号作为关联的语言形态联系起来的，是基本的假定，即陶器社会和甲骨文社会之间存在一种时空承接关系，与之相对应，陶器刻划符号为甲骨文的原始形态。

陶唐都城遗址出土陶器残片之一，文字释读为“（拿）石刀或陶刀刈禾”。

在图中，①为一“竖”，是抽象的工具、农具或武器。比如《甲骨文图解：汉字溯源》一书解读了甲骨文中的“尹”字，认为该字就是手拿着一个杖。这里杖就用一“竖”来代替。陶唐都城遗址文字中的一“竖”可视为石刀和陶刀，因为根据严文明的研究，在仰韶文化时代，收割谷物的常用工具是石刀和陶刀。

②为一“横”，是①的动作。这里将它解读为“刈”的原始陶文形态。关于“刈”，刘兴隆的《新编甲骨文字典》提到，该字意为“收获”。此外，查字网提供的甲骨文中，“刈”字形状如下图（许多甲骨文形状中最简单的一种）：

该图所示字比陶唐都城遗址出土陶器上的一“横”多出一笔。一“横”应该为“刈”字的上古形态。

③为“禾”字的上古形态。“禾”是谷物的总称。在查字网中，“禾”的其中一种甲骨文形状如下图：

仔细观察，该形状与陶唐都城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禾”字整体几何轮廓相似，多出三个“枝节”。我们将陶器上的“禾”字用字母A1代替，将甲骨文“禾”字用字母A2代替。

从拓扑学观点看，A1和A2同伦等价。即它们在拓扑同伦论的观点下被视作相等。用符号表示就是：A1 · A2。

我们可以将A2经过几次形状变化，让它上面的三个“枝节”消失，从而让A1和A2变为相同的图像。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述三字合起来意思是“（拿）石刀或陶刀刈禾”。从文化角度，将三个字刻在陶器上，有“庆丰收”或“祈祷丰收”的意思。

陶唐都城遗址上目前发现的另一个含有刻划符号的残片如下图：

该符号的形状如下图：

该符号经考证疑似为“子”或“蛇”字。

在查字网中，金文中“子”字有如下的形状：

此外，在查字网中，甲骨文中“蛇”字有如下的形状：

上古時期，蛇和人有同源的意象。古籍《山海经》中有很多人面蛇身的记载。比如《海内西经》提到的窫窳就是人面蛇身。所以在这里，可初步判断该字为“子”或“蛇”。如果是“子”字，则有“人丁兴旺”的祝福意;如果是“蛇”字，则可能是图腾崇拜符号，起源于祭祀祖先需求。因为如前所说，上古时代蛇和人同源。蛇有可能被当作祖先的化身。

参考资料：

《尚书》（中华书局2011年版）

《山海经》（中华书局2011年版）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版）

《内蒙西部及陕甘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陕西榆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考古》2021年第8期）

《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 2014 年度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18 年第 1 期）

《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遗址龙山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甲骨文图解：汉字溯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