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航 陈仕阔 张广泽 王唤龙 何华东 冯 君

(①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成都 611756， 中国)(②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610031， 中国)

0 引 言

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山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建设中，深埋长大隧道的典型地质病害问题日益显现，如锦屏Ⅱ级水电站隧洞群平均长度约16 700 m，最大埋深达到2525 m，岩爆灾害尤其突出(邱士利等， 2011)； 川藏铁路拉林段巴玉隧道全长13 047 m，最大埋深2073 m，据现场对13 037 m正洞和8131 m平导的初步统计，岩爆里程高达94%(严健等， 2018)。具有潜在岩爆风险的区段多为山高坡陡、地形起伏大的山岭地区，加之区域构造作用强烈，隧道普遍处于高地应力环境，岩爆也成为隧道勘察设计和施工建设中最典型的地质灾害之一(汪波等， 2012； Jiang et al.，2019)。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地研究深部重大工程的灾害孕育机制问题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这也将是21世纪我国隧道工程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常态。

目前常用的岩爆判据有Russenes判别法、Hoek判别法、Turchaninov判别法、弹性能量指数法、临界埋深法等，都有极强的工程针对性和适用性。近年来，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对岩爆的发生机理、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讨。谭以安(1991)从声学和力学特征角度入手，以岩爆发生时的破坏方式及其危害程度，将岩爆划分为弱、中等、强烈、极强4级； Ortlep et al.(1994)从震源机制解和破坏机制等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岩爆的典型特征； 徐林生(2005)从地应力条件、地质构造条件等方面对岩爆发生条件做了详细的研究，认为高地应力条件是岩爆产生的主要能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