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晨璐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咸阳）

［提要］ 领导干部是国家这个抽象概念的实际代表者，兼具执法者和守法者的双重身份，因此他们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中介一样的责任。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核查评价领导人是否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客观的给出评价结果，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本文从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关系出发，探讨经济责任审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提出经济责任审计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机制和对策。

一、引言

国家审计的监督职能在国家治理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利用好审计成果服务于国家治理，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与社会民生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不同利益物质需求方面，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受托责任关系。2018 年5 月23 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审计工作越来越被重视，是国家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第一道关卡，审计的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直接关系着能否合理明晰地评价经济活动结果，对国有资产的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这说明经济责任审计应当是与时俱进的，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与治理状况更新的，也只有这样，经济责任审计才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审计作为治理手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经济责任审计有其独特的一面。经济责任审计充当着国家治理的“免疫器官”，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可以规范权力监督、强化责任意识、评价治理能力，辅助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治理实际上是人民的治理，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本质是人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是需要人为去干预的，不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产物。我国的治理体系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同时，仍然暴露出些许问题，如滞后性、偏向性等。新时代的经济责任审计包括了对人与对事以及对治理结果的客观评价，是评价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只有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才能得知领导干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利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方针的效率如何，才能得知其为人民与社会服务的廉政廉洁作风是否切实的履行等。当然，经济责任审计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经责审计存在滞后性、责任难以界定等，因此本文关注这些问题，并从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视角研究其解决的对策，从而利用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文献颇多，注重方面也各不相同，先从以下三个方面梳理：

（一）经济责任审计研究。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理论问题、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某行业的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的风险等。

1、经济责任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陈波（2005）提出经济责任审计具有特殊性的，包括目的、范围、内容、组织方式和路径。郑石桥、孙硕（2019）在通过研究得出组织部门在审计客体选择、内容确定、范围确定、责任界定及责任评价这5 个环节参与程度的提高，能提高其对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认同程度，组织部门对审计成果认同程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其对审计成果的运用程度。

2、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研究。秦嘉岭在对基于财务视角的供电公司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分析中提出经济业绩评价体系、经济安全运行评价体系、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与财务情况评价体系。李宏伟（2020）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提出将内部控制指标、执行情况、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情况、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真实性情况、预算执行评价指标、事业增长情况评价指标、事业积累情况评价指标、经费管理评价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社会贡献指标作为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体系。罗定提、潘泽禹、刘正军（2020）在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经济责任界定研究中，对各项经济责任类型设立指标项，对经济责任界定进行量化处理，认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可以更客观地评价领导干部的任期情况。在明确责任方面相关文献也较少，也许是因为具体的行业不同，领导干部的责任权力不同，无法界定一个统一的责任标准。

3、具体某行业的经济责任审计研究。蔡春、毕铭悦（2014）在关于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中基于动因分析与理论基础，在特定的自然资源方面提出相关理论问题并提出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雷芙蓉（2020）在对县级农信社高管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的研究中将经济责任分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与离任审计，并同时明确县级联社高管所应负担的具体责任。

4、经济责任审计中的风险研究。航天科工（2020）在基于受托责任观与风险导向理念的经济责任审计研究中提出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念的经济责任审计范式路线：识别与评价企业风险——选择相关控制活动进行测试——合理分配审计资源进行实质性测试——确认资产、负债、权益和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审核与评价企业战略制定与具体执行——监督与评价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王光健（2018）在浅析经济责任审计中的风险与防范中认为经济责任审计风险成因在于前期准备不足等，并提出增强所需信息的准确性与全面性等防范措施。汪立元、顾晓敏、陈希晖（2011）认为风险环境复杂，范围广泛且具有主管客观上不同的因素，并且风险具有隐蔽性。秦小丽、常丽娟（2005）认为风险成因上具有独特性，风险控制上具有艰巨性。有制度、人员、对手及手段三种影响因素。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李嘉明、杨流（2018）研究国家审计与国家监察的关系，认为国家审计与国家监察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两者从战略、管理和结果三个层面实现耦合是其服务腐败治理的有效路径的结论。许光建、徐利、卢倩倩在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中提到在新时代，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继续发挥国家规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并且进一步协调国家规划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推进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提高，完善预算，建立现代化中央银行等措施。无论多么优越的制度和多么完善的制度，如果不能得到执行，无异于是纸上谈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要将问责机制、考核机制落到实处，真正提升制度执行的效果。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责任关系研究。王勤学、吴瑞勤（2010）在《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制建设中的作用》一文中对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促进明确责任，完善政府责任机制、促进对责任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与促进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进行了具体阐述。郎付山（2015）提倡顶层设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岳军、赵晓彧（2019）认为经济责任审计的运行效果与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与接受经济责任审计的人数与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关系与预期相反，被审计人数的增加使政府治理效率下降。冯均科（2020）认为国家审计随着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不再将财政收支审计作为重点，审计向政府绩效方面拓展，增加了公共政策评价、经济责任检查和国家经济安全监测等内容，融入了问责、咨询等功能，审计作为治理者的手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较多关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分别研究，较少涉及从经济责任的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责任审计的关系或将二者联系起来，因此本文基于先前学者对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基础，将经济责任审计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联起来，研究利用经济责任审计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和机制。

三、国家经济责任审计缺位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影响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作业式”使得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缓慢。在2016 年，《国家税务局系统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写道“贯彻落实审计全覆盖的新政策，《规定》明确领导干部每个任期内至少对其开展一次经济责任审计……”；陕西省审计厅发布《陕西省“十三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其中明确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要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坚持任期内至少审计一次。若是领导责任人任期在一年或是两年，经济责任审计与离任审计在目的与工作上高度重合；若领导责任人任期在两年以上，离任审计在很多方面又重复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基于此情况，经济责任审计要根据国家的职能运行情况，确定“一把手”是谁，干了什么事情，从而避免盲目计划并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把经济责任审计当作是一项作业，草草结束作为本年审计成绩之一。

“作业式”的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国家审计将经济责任审计当作是一种固定在某时期内开展的审计工作，像完成作业一样在领导干部离任、升职时亦或是固定几年便开展的审计工作。重在完成审计任务，增加完成的审计项目数量，而非注重领导干部的效益评价，审计重点有的在抓违法违纪等重大问题，忽视领导干部行使领导权力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由此，经济责任审计在3 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才开展一次，此期间内领导干部的贡献与决策问题等得不到公开评价，导致问题不能及时整改，效益也不能及时的作为成功案例给同职能部门参考。即使本部门在某方面产生了创新式的治理效益，也不能通过审计放大到社会甚至是国家层面，国家更进一步有效的治理可能因此进程减缓。同时，“作业式”审计的枯燥乏味也往往使得审计部门的审计人员会产生消极情绪，不利于审计工作的高质量进行。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滞后性”使国家治理缺乏“预防性”。领导干部在职位发生变动时，审计机关或是上级部门一般会安排对该领导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但在实际工作中，职位的调动是上级合理决策的结果，随调随动，经济责任审计往往在领导责任人已经在新岗位任职一段时间才展开，难免的出现了“滞后性”。经济责任审计此时的作用应当注重评价该责任领导人是否具备升职的资格，在评价前已经任用难免有些失妥。对于紧急的职位变动，视情况而定，才能在审前完成职位调动。经济责任审计在这种情况下的滞后性是人为主观上影响的，“先任后审”的情况使部分审计流于形式，失去了经济责任审计或是离任审计本身的意义，没有真正意识到经济责任审计是加强领导干部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2020 年我国首先爆发了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国家对于突如其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宏观设计不够健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相互协调与信息沟通不够完善，舆情控制与引导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市场调配及后续的复工阶段还有问题逐步优化。尽管我国政府在事件爆发之后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救急措施，通过全国上下一心的努力将疫情控制，不可避免地证明国家在治理体系方面缺乏一些预防性的治理体系。在我国长期的反腐斗争中，逐渐查处了许多不合格的官员，都是有一定权位的，为何贪官总是在贪多年后才被发现，这与经济责任审计的滞后性不无关系。

治理体系缺乏预防性将会导致治理是“亡羊补牢”式的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实现的“未雨绸缪”式治理不符，经济责任审计的滞后性正是导致国家治理缺乏预防性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领导在任期间缺乏对其责任及其责任履行过程和效率的审计监督和检查。

（三）经济责任审计模糊评价使国家治理效果评价标准缺位。党委和政府的分工不清，虽然党政分开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但“天高皇帝远”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多人领导、多人决策的情况下，界定某个责任人的个人责任就存在困难。责任的划分与界定就显得五花八门，有失公平。这种情况将会导致领导干部之间互相推诿，阻碍审计工作，这是责任的交叉。在执行国家政策方针落实、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等责任方面，较为笼统模糊，无法细化，这是责任的模糊。

经济责任在计划展开时，宏观层面上并没有对审计的目的与质量标准等做出规定，往往是审计任务着手实施时，由审计组到被审计单位，利用一段时间摸清被审计单位的运营状况之后，才“遇水架桥”式的开展审计工作，使得在事前并没有制定一个根据本项目适合的评价标准，往往注重于政府资金的来去，而忽视其余事项。评价标准的繁简不一是普遍的现象，由于各行各业经济活动不同，在某些时候这种差异化往往是适当的，只能寻找行业之间的共性，不能强制规定统一的全部评价标准。

基于此，国家治理最终体现的结果可能难与通过本身的经济责任审计来进行评价。职能部门产生的经济行为结果是整个职能部门共同作用产生的，该领导责任人在这种效果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作出了哪些贡献有时候就会失去评价标准。

（四）经济责任审计的“偏人”模式使国家治理出现失衡。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人为的文明新产物，并非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出现的。人类文明的出现，伴随生产力、科技等发展的同时，便产生了“领导者”。领导者在一个团体中的作用是极大的，严重的决定着团体的发展方向。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国家在将来会慢慢的消亡，就是统治越来越少，治理越来越多。国家若想要长治久安，必须结合本国特色建立一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美好目标之前，人为的干预是极其重要的。领导干部及其下属整个单位的员工，联合起来“分解”着国家权力，将国家分散权力成一个个地方个体权力，再通过领导干部自身的责任将这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链接起来，就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的管理模式，每个独立的负责人，在治理的环节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为”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因素。近些年反腐倡廉的大力推行，领导干部在廉政方面已经大有改善，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自己的经济责任审计上，国家也会越来越注重经济责任审计的成果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人”，使得国家治理偏向于对“人”，而有时候忽视治理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当今经济责任审计更加偏向于评价领导干部有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对其治理结果关注不足。也就是道德与才华之间的冲突。有些经济责任审计重点放在了领导干部在党风党纪建设，守法廉洁，领导干部是否有违反八项规定等方面进行审计，导致人与事的平衡失衡，并不能充分客观地评价经济责任。

四、经济责任视角下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机制与路径

（一）经济责任审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1、人权事权的平衡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国家审计中的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主要是职能部门的第一责任人，审计对象具有一定的权力，对本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领导干部是否按照上级授予的权力行使职权，履行着其受托经济责任，决定着该地区的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民生问题的保障。与传统财务收支审计针对会计账簿等会计资料不同的是，经济责任审计重心放在“人权”与“事权”的天平上。经济责任审计的本质仍然是审计的监督，通过监督制约，能够让领导干部树立权力受监督的意识，意识到权力的运行始终公开透明难以遮掩的，树立权力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时刻警惕权力的利弊。实行期间和期后的审计，在很大程度上防止领导干部滥用领导权力，超出权力范围行驶权力。领导干部在监督下可以按照国家层面的治理方向行使领导权力。权力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特色之一，有了规范化的权力，就能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有效的，是在现代化治理进程的稳步前进。

2、通合法性和效益性提升治理能力。经济责任审计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可以正式的评价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传统的经济责任审计单纯的评价领导干部有无违法违规的现象，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经济责任审计慢慢也向绩效审计靠拢，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评价着该领导干部是否具有符合本职位的管理治理能力，在将来是否有能力执行好国家的政策。有了这种评价机制，也使得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履行责任当中时刻保持着进取意识，不安于现状，致力于本部门的治理效果与个人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能力是基础，产生的是治理效果，汇总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共同辅助促进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规范权力运行相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朝着正确的方向加速前进。

3、联动协同，构建“免疫器官”。刘家义提出审计是国家运行“免疫系统”的概念已有12 年之久。那么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一种类型，可以说是充当着国家治理的“免疫器官”。在经济责任计工作中，如果审计机关能与公安、纪检、检查等部门联合起来，在正常的审计之外获得一些临时的“权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审计机关独自开展审计工作，可能会因为无权检查或是干预一些事项，导致审计往往会在被审单位的会计账簿上停滞不前甚至是“无功而返”，审计没有效率，浪费了审计资源，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审计在宏观领导层面想要发挥保障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功能，则需要多部门积极协调配合，非审计部门一家之重。此时，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具体细化到如同免疫器官一般，与其他免疫器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结合审计、监察和人事等部门，把本身分散的治理元素组合，在治理方面从小到大，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现，不是一个部门一个领导人就能完成的，是需要在国家职能部门发挥效益的基础上实现的。当国家职能部门紧密联系起来，相互配合，就能在沟通国家信息、分配国家资源与进行国家治理等方面达成一种稳定的治理关系。经济责任审计将微观的职能部门治理效果与宏观的国家治理连接起来，充当着一种“免疫器官”一般的免疫中介。

（二）经济责任审计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1、完善责任界定，纳入个性责任，优化责任评价。将个性责任纳入评价标准，即评价领导责任人有没有“功绩”。经济责任审计的责任界定分为直接责任、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这种界定方式产生的审计结果已经不足以评价领导责任人在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只是单纯的评价领导责任人有没有违法违规现象，即有没有“过失”。根据本部门的工作成果与活动状态，推断出应当达成的目标而实际未达成目标的责任。该责任与共性责任中直接责任与领导责任不同，是在利用法律基础评价的前提下，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责任界定，更加细化的偏向实践性也更加具有针对性。行业与部门之间的职能作用不同，工作的难易程度也就有所不同。比如，财政的主要责任是管钱，卫生部门的主要责任是公共卫生医疗方面，据此产生着不同的评价标准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要根据审计对象所在的行业单位，确定其个性责任。经济责任审计在计划阶段就要考虑特殊的行业性质，针对该行业制定适宜的评价标准。要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导责任人的决策与执行是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有了这种评价方式，将个性责任纳入经济责任审计的责任界定，有利于查明领导干部在本职位上所作出的贡献成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多少作用，贡献了多少力量。自此，经济责任审计在原有领导责任与直接责任等的基础上，要增添个性责任作为责任界定的新要素用于责任评价。

2、统筹经责审计，实现一审多效，增加“预防性”机制。要想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的效益最大化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对经济责任审计进行统筹规划。首先，可以扩大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范围，结合财政审计、绩效审计和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等制定相应的综合审计方法，客观综合地评价政府官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有效地节约审计资源的同时，也可以将领导官员的责任评价扩大到多方面，而不局限于违法违规等内容，降低其局限性的影响。其次，可以加强与被审单位相关关联方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在现在的经济责任审计中，通常只获得的是本单位的内部信息，很少利用外部信息。比如，在政府采购中，可以通过供应方提供的信息，判断该项目工程是否在单位内部存在弄虚作假现象，也要在获得信息的同时注意防范可能有串通舞弊的风险。社会组织利用通过收集披露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有助于政府部门对审计作出的审计建议及时的落实整改，完善治理体系。而且社会组织可以向最高审计机关反映民众的相关意见，以补充和加强审计机关的工作，增强政府治理效果。最后，将经济责任审计根据具体情况尝试放在期中，比如在一年或是两年内就突击进行一次经济责任审计，避免滞后性，起到预防性的作用。自此结合信息公开制度，将政府内部工作可以与广大民众联系起来，民众间接的在低程度上参与国家治理，可以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全民治国”打下基础。

3、优化问责机制，重点转向绩效评价，促进“人+事”模式审计。落实问责机制，要突破两重阻碍：一是被审计单位与审计人员的互相隐瞒；二是本地政府考虑到事项重大的隐瞒。这种现象在现存的国家审计中仍然存在，导致问责机制得不到落实，不能追究相关责任人。优化问责机制，首先可以将审计人员纳入问责范围，对不负责的审计人员及其领导一并惩处，这样可以使得审计更加得独立、更加得诚实；其次要将征信处罚也纳入行政处罚等当中，对于违法违纪的公职人员，在现有的处罚基础上，还要拉入征信黑名单，使其认识到违法违纪的后果将影响此生。现代化社会，征信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失信人寸步难行，使其认识到违法的成本不是低廉的。

责任的监督需要日常化、常态化，也需要综合化。在前文提到，往往在政府官员有重大违规事件被新闻报道后才出现在公众视野，在重大违规后才进行相关的处理处罚，难免会有一些滞后性与偶然性。一个官员只要不犯大错导致被处分，哪怕其工作没有任何的效益，打点好人际关系，在日后就获得了晋升的机会。这种情况明显对经济责任的问责机制进行挑战，问责机制失去了实质上的意义，只在形式上实现。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应当推进甚至改变这一状况，它通过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结果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审查，使责任监督制度化、常态化，有利于政府问责制由评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与“无过即是功”转向追究“碌碌无为”。同时，要考虑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对轻微的违法违纪问题要酌情考虑是否减轻或不予处分。将“人+事”的评价标准尽量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说可以功过相抵，而是需要进行处分处罚的仍需要处分处罚，但不应当忽视其为国家治理做出的贡献。例如，某地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中心发生了数据被篡改的刑事案件，这严重表明该部门对保密性、安全性的重视不足；同时公积金中心极力地促进支付宝上的手机办公，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理公积金业务。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结合主任自身的工作状况，综合评价，最终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审计结论。将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从违法违纪转向绩效评价，促进人与事的合理结合。

4、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示制度，促进信息公开。为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公示制度。在审计厅、审计署等政府官方网站上都会有审计结果公告，而经济责任审计的结果公告应当公开在被审单位的公开网站上。自此，便于人民随时可以方便地查阅某单位领导责任人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通常来说，非重大违规违纪导致被处理处分的领导责任人，在对其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并不具有公开透明性。在新闻当中通常可以看到某某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等行为受到处罚处分，非严重则并不予报道。究其原因是因为非重大违法违规的案件并不具有新闻上的价值性，不能彰显出国家在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工作成果。一般经济责任审计可能是定期的审计，也可能是不定期的对领导干部或是离任时期的审计，不具有新闻价值性，所以不对外报道。对某单位的领导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应当将审计结果公示到公开网站，同时考虑是否有保密信息，将可公开的信息通过网络公示。一般情况下，对某领导责任人的审计结果只有审计人员及其领导与被审责任人知道，并不具备公众性，导致该审就审，审完“各回各家”的情况屡见不鲜。坚持公开透明，不仅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利益，还能够提升政府在管理社会当中的公信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和怀疑。我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坚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不是说领导干部一人可达成的，是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人民始终是国家力量的中流砥柱。有了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公示制度，可以拉近“高高在上”的官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领导干部在为民、为社会等方面作出的贡献，降低或消除人民对政府的敌意，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五、结语

经济责任审计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有些问题或是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能人为的去评估防范降低，并不能消除。在经济责任审计本身的计划实施等方面完善之后，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贡献出一份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想实现，不是一朝一夕或是一因一果就能实现的，是需要全民全行业共同努力的。本文通过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得出经济责任审计要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在“人+事”的基础前提下，纳入个性责任评价，同其他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审计，建立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示制度，从问责转向绩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