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冉

(宿迁学院 中文系，江苏 宿迁 223800)

江苏作家黄蓓佳从1973年开始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补考》《他们又长大了》，她至今迈过了将近50年的创作道路。随着作者年岁和生活阅历的增长，那些以可望而不可即的情绪为主导的小说逐渐褪去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惆怅忧伤，继而转向温暖柔情的儿童关爱与冷静深邃的成人透视，从情绪叙事转向情节叙事。小说集《雨巷同行》中收录的《雨巷》《去年秋天在郊外》《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请和我同行》是作家具有代表性的情绪小说，体现出女性作家对爱情、对梦想、对事业的热诚追求，倾注了窃窃欣喜与泪流满面的融汇交织的青春状态。黄蓓佳认为《请和我同行》(中篇小说，1982年)是情绪小说向情节小说的转折点，“仿佛那一次把所有的情感用尽了一样，此后我的作品日益冷静，再没有出现过那种热望，那种伤感，那种泪流满面的倾心呼唤。”[1]1此后的作品逐渐向冷静的态势发展。徐德明与姜淼先生认为《夜夜狂欢》(长篇小说，1987年)实现了“从意识内容向具象内容转化”[2]。也有学者认为黄蓓佳风格转型的转折点为《仲夏夜》(中篇小说，1988年)，而1987年的《夜夜狂欢》与《冬之旅》仅仅“显示出某种冬日的冷酷”[3]。这是从情节构建和情绪介入两个角度界定的标志性作品，《夜夜狂欢》从情节角度进行界定，从传达情绪到讲述故事；《仲夏夜》从情感介入程度进行界定，体现出梦想的破灭和情感的节制，走向平淡克制的文风。

自《夜夜狂欢》情节化转向开始，黄蓓佳的创作具备了影视特质，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可能。此时，黄蓓佳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开始认为：“长篇小说一定要有人物，有情节，有可读性……写小说首先是为了让人们消遣和娱乐。”[4]307-308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空间时代来临，黄蓓佳部分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如《派克左轮》(长篇小说，1994年)、《我要做好孩子》(长篇小说，1996年)、《新乱世佳人》(长篇小说，1997年)等。小说本身的影视特质为改编提供了可能与便利，具体表现在曲折突转的情节元素、空间化的人物塑造、生活化的主题元素和文化产业中的美学元素。

一、曲折突转的情节元素

除了一些探索影片，讲故事无疑是影视剧的首要任务，也是票房或收视率的首要保障。“决定一部影片成败的核心还是‘故事’本身——故事的好坏以及如何讲故事。”[5]4因此，能够作为改编源的小说要具备引人入胜的可读情节。黄蓓佳创作风格转换后的小说作品，情节曲折生动，某些作品甚至百转千回、悬念丛生。

黄蓓佳在儿童小说、爱情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故事架构才能。儿童小说，比如《我要做个好孩子》《我飞了》等都讲述了起承转合的儿童生命体验故事，依循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完整叙事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牵动着读者的心绪。《我飞了》中杜小亚的病情一再反复，一次比一次严重，引发了好朋友单明明身上的一系列事件——喂鸽子、寻鸽子、蹲守太平间、高烧不退等，以一个孩子牵动另一个孩子，继而牵动整个班级的孩子，牵动着读者的心绪。

爱情小说，比如《忧伤的五月》《玫瑰房间》《午夜鸡尾酒》等，都将前期的爱情渴望转化成为现实的婚姻生活，利用突转，打破作品中一直弥漫的“婚姻厌倦”情绪，导向不可逆转的致命婚姻灾难。《忧伤的五月》以主人公小丛的故事为单一线索，设置了三次大突转。当小丛去苏州会情人时，男友突然而至；当她想回到男友身边时，发现男友已另寻伴侣；当她终于接受了方复，开始婚姻生活时，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方复却突遇车祸，导致半身不遂。一次又一次的突转既带来了美学上“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窒息感，也造就了叙事学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构美感。《玫瑰房间》中飘忽而至的“出国”，《午夜鸡尾酒》中猝不及防的婚内精神或身体“出轨”都让故事百转千回，在平静的生活流中波涛暗涌，左冲右突，强化了戏剧冲突，使情节更有张力，也更适合于影视改编。

新历史小说代表作品《新乱世佳人》更是情节曲折突转的集大成之作。在作品中，历史的洪流与生活的暗流交织汇聚，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日常生活的平静，极具故事性，因此被苏州福纳公司改编为33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二、空间化的人物塑造

黄蓓佳将人物放在社会、心理和戏剧冲突三重空间中进行塑造，既有脸谱化的扁平人物形象，也有心思细腻、复杂多面的圆形人物形象；既突出重点人物的性格圆形化及成长历程，也塑造次要人物的单一性格，承担叙事功能。这既提供了可供影视观众品评的“熟悉的陌生人”，也提供了方便影视观众辨识的脸谱人物。

作为行动空间，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影响很大，往往会形成特定环境特定空间的这一个特定人物。“‘空间中的人’演化为‘社会的人’，并以再现和刻画出惟妙惟肖的‘典型环境’或者说‘时代的镜子’为创作旨归。”[6]144因此，在历史或现实题材的作品中，这种具有社会代表性的人物更容易让大众觉得亲切和易于接受，并使其从艺术的角度提炼，从熟悉走向陌生，实现精神领域的提升。黄蓓佳的创作领域涉及面广，有大量的历史或现实题材作品，塑造了社会人物形象，比如《新乱世佳人》中的董心碧，《派克式左轮》中的鲁杭，《我要做好孩子》中的金玲等。黄蓓佳在历史或现实的情境中，塑造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用特定人物身上的小故事表达社会历史的大格局，用特定人物的个人情绪表达社会历史的大情势。

作为思想空间，心理活动能够传达人物真实的情感，因此其在影视中被称为“私人空间”。人物内心的情绪、思想、幻觉等通过空间移情的形式在影视中得以展现，比如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灯笼、大宅院与人物孤独、恐惧内心的情感共鸣。黄蓓佳在传达人物心理时，也运用了大量的空间移情法，比如《阳台》中阳台与李郁焦虑、恐惧、绝望心理的同质建构；《仲夏夜》中那个炎热的仲夏夜始终横亘在梦玲的心头，是她对小提琴之梦的追求，对小提琴家的痴迷爱慕，对身体和心理付出的悔恨与害怕。仲夏夜校园里诗意十足的空间之美既是梦玲内心的企盼梦想，也是她青春梦断、颓败人生的开始。小说中的人物内心仿佛通过全景、大全景镜头或者只有景物的空景镜头得以更为浓烈、更为直接地展现出来。

三、生活化的主题元素

长久以来，绝大部分的影视剧一直秉承着世俗叙事的原则，从大众生活中汲取营养，调动大众的观看兴趣。以电视剧为例，《渴望》《四世同堂》的收视神话归根结底是对大众生活的关注、认可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反思。现实关切的世俗叙事孕育了大量的优秀电视剧。“历史地看，爱国情怀——改革热望——美德召唤——人间指南——文化冲撞——历史情节——平民意识——反腐心声……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彰显着大众多元的审美期待，成为滋育成功作品的滚滚潜流。”[6]73黄蓓佳擅长从社会生活中提取作品题材，提炼作品主题，体现出对儿童、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以及历史变革中的社会大众强烈的人文关怀，并通过其作品的影视改编，实现了大众的、主流的与精英的三种文化的交流汇聚。

黄蓓佳在儿童小说中详实描摹了儿童的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对每一个笔下的儿童都倾注了无限的爱，在日常的率真、欢乐与痛苦、彷徨中赞扬美好的师生情、亲情和友情。《我要做个好孩子》《我飞了》《黑眼睛》《漂来的狗儿》中的金玲、单明明、艾晚、狗儿都不是学习优秀的尖子生，抑或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但是每个孩子都是美好的、独立的个体，他们或纯真善良，或直爽洒脱，或内心坚韧，或安静温婉，他们用心感受着父母的关爱、老师的关心和朋友的真情，并拼尽全力去拥抱甚至回报这些不同的爱。在家庭中，金玲的父母对孩子宽容大度，鼓励天性发展；单明明的父亲辛苦劳作，疼爱儿子……在学校，邢老师、文老师等尊重孩子，关心孩子的发展。儿童之间虽然有学习上的竞争和生活中的摩擦，有拉帮结派，有打击报复，但是最终都能和解。好朋友之间更是能够坚守友情，始终如一。

黄蓓佳的成人小说主题多样化，涉及多个大众社会生活问题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领域是知识分子的困境、留学生的文化冲撞和历史变革下的众生百态。黄蓓佳笔下的爱情婚姻小说聚焦知识分子群体，在梦想、爱情与婚姻的冲突中，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与婚姻进行描摹与反思。由于作者出身中文系，因此她作品中大量的主人公在中文系就读或毕业于中文系，他们的职业为编辑、广播编导或大学教师，主人公的对象则为理工科或艺术类出身。爱情或婚姻双方从思维方式、处事理念到工作环境、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学科冲突回落至生活中，变成了琐碎的生活冲突。在这种主导冲突之外，知识分子还要面临与自己或对方原生家庭的冲突，面临实现理想与家庭琐碎生活的冲突。他们把思想抽离肉体，冷眼旁观困顿于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中的自己。《逃遁》一文描摹中文系才女郝晨生命之花从绽放到凋零的过程。她在该嫁人的年纪里闪婚一位出身淮北农村的大学留校任教教师，与丈夫、与公婆、与家庭琐碎生活之间的矛盾迅速凸显出来，她的工作才能、诗歌梦想、爱情理想不得不全部让位。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困顿于烦琐的生活状态，她不得不在现实中向困境妥协。当下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生存困境，在作者笔下如傲雪寒梅般倔强地存在、生长，凋零在春季来临的前夕。此外，中外文化冲撞与历史洪流中的众生艰难也是黄蓓佳关注的主题。前者以《派克式左轮》为代表，后者以《新乱世佳人》《野蜂飞舞》为代表。

在当下全媒体空间环境下，大众文化借助于全媒体的流通性和主旋律的引导，不再停留于通俗甚至媚俗，娱乐甚至消遣，从内容上看，愈来愈关注普通大众的现实困境，从功能上看，在后现代狂欢的娱乐消遣之后，愈来愈回归现代性的思索，从情感角度宣泄大众生活中的痛苦，从现实生活角度探求一到两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揭开伤痛，并治愈伤痛为旨归。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蓓佳的小说更具备了大众文化传播的特质，符合当下大众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儿童小说中，她的创作让大众体会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美好的独立个体，帮助大众摆脱唯成绩论的窠臼；在成人小说中，她更关注人们精神的困境，能够引发大众的共鸣，继而获得大众的认可。

四、文化产业中的美学元素

早在电影诞生后不久，本雅明便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著名的“技术复制文化”的观点。在技术复制文化的时代，文化工业一词应运而生，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定义为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的工业体系。标准化或者要素化逐渐成为影视市场的生产或接受准则。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代替了文化工业，依旧强调可以大规模复制标准化要素。“富利西、米耶基与特莱伯雷等学者提出文化产业应该具有以下四项主要特征：有大额投资，有系列生产技术，以市场为目的，以及资本主导的生产组织形式。”[7]253这些系列生产的以市场为目的的标准化要素，从美学层面来看，包括日常美学和治愈美学。

黄蓓佳风格转换之后，越来越冷静地对待小说创作，以零度情感观照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常常以死亡来打破或终结叙事流，企图建立新的状态体系。《冬之旅》《没有名字的身体》《法式洋房》《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爱情是脆弱的》《玫瑰灰的毛衣》《水边的阿蒂丽娜》等小说都以主人公的死亡终结爱情或婚姻。《午夜鸡尾酒》以吉小珂的死亡结束了郑仁翮荒诞的婚姻状态，然后让他在新的城市建立新的生存状态。这些创作蕴含着丰富的日常美学和治愈美学。

相比于黄蓓佳蓬勃的创作生命力、庞大的作品数量和多样的创作领域而言，当下对其小说的影视改编数量较少，题材狭窄。而作家创作转型后的小说可读性强，贴近大众生活，人物塑造空间镜像化，运用多种与影视相通的美学元素，可供影视公司发掘和运用。黄蓓佳转型后的很多小说作品具有与影视联姻的可能性，符合影视公司市场与艺术协同追求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