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辉，马文惠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理论，它内含着新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国家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国家叙事中自觉担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局限在中国的国家叙事中，它实际上还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天下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置的天下意识既根源于华夏传统中家国天下的思想观念，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天下意识紧密相关。华夏传统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意识，其中的“治国”和“平天下”就是传统儒家的国家叙事与天下叙事。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共产主义理想是其思想理论中的天下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天下”叙事，既不同于华夏传统叙事，也不完全等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叙事和天下叙事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天下叙事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批判、继承、发展和超越了华夏传统的国家观与天下观，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天下”叙事。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天下”叙事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作出批判后，马克思的国家叙事和天下叙事发生了转变。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中，国家是精神实体性的最高阶段。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理念现实化的最高载体。马克思在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后，认识到普遍的国家理念难以在现实中实现，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促使马克思寻找能够真正解放人类的政治理论。他意识到黑格尔法哲学思想中的“市民社会”概念才是真正内含着历史现实与前进动力的精神实体，从此，马克思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承继了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价值，又颠覆了承载着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传统；扬弃了黑格尔“国家是理念实现的最高载体”这一普遍观念上的国家概念，转而提出了自身的国家叙事。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中，原始公有制解体后，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社会职能逐渐分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管理职能愈发集中，形成了一种以阶级统治为权力组织形式的共同体即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1]也就是说，现实中的国家总是呈现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压迫与剥削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消灭和摧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叙事包含着对国家的扬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在特定的阶段内，它能够压制阶级矛盾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随着统治阶级不断地争取自身的阶级利益，国家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会远远超过其所发挥的管理职能。国家存有的必要性就此丧失。而由于人类社会依然处在国家形态的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主张各国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通过这一具有过渡属性的国家形态，推动世界进入无国家状态——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尊重历史现实规律，其思想理论中的无国家状态并非依靠人为，而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存有的“自我消亡”特征。所以，马克思主义天下叙事的论述是从国家叙事入手的。天下叙事承接在其国家叙事之后，是对国家本身的批判与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具体的国家叙事中，能够看到其天下叙事的开展逻辑。

当前的国家形态由阶级斗争产生，国家内部成员通常把国家视为社会管理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阶级矛盾与利益分配背后蕴藏的暴力逻辑：国家必须以暴力作为其建构和维护秩序的现实支撑。换言之，国家的本质是一种暴力工具。掌握着暴力机器的阶级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通过与自身阶级利益相契合的生产逻辑确立了自身的主导地位，它既建构了历史现实中的“国家”，又在国家内部建构出统一的社会秩序，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叙事。

(一)历史现实中的国家建构

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在国家不断现实化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国家基本的构成要素。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能力的总和，代表了一个国家在物质生产方面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构成生产力要素的硬件(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与软件(科学技术等)共同使生产力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系统。只要人类拥有劳动能力并能够持续劳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力就持续存在。生产力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诸要素结合而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两者共同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方式的性质又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与性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属于自身性质的生产方式。社会有机体中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可以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分化，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最终可能会演变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终点或许会出现新的国家形式，抑或导致国家形态的最终消亡。两者都是通过暴力的或非暴力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二)国家内部社会秩序的建构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是同义词，两者的区别在于使用上的区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匹配，特指上层建筑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即国家得以成立的经济支撑。上层建筑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制度、设施以及思想体系，包含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多种意识形态观点。从内容上看，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构成政治上层建筑的，是制度化、规范化的政治交往关系。在生产资料占有中，获得较多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出现剩余产品，在社会分工过程中将生产资料支配权转化为所有权进而产生私有制。同时，成熟的社会集团为了某种生存目标，在其自发形成的经济实体中觉醒了政治意识，并通过某种手段掌握政治话语权并强制性地利用某种方式在某一范围内确立其话语对内对外的权威性后，社会有机系统就被自动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向社会输出意识形态话语，而被统治阶级则或潜移默化或被迫地接受已经规范化的交往关系。而包含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多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上层建筑既在政治上层建筑形成过程中起指导作用，也由占据话语权的政治上层建筑主体决定。从这一角度看，国家即政治上层建筑的载体，国家政权即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上层建筑中包含的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以及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司法等都是国家建构中必须考虑的要素。而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国家，必然为了其制度的合法性与长久性提供支撑，暴力机构因此而产生，并为维系统治阶级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秩序提供职能与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述在现代性国家制度中存有的两大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是现代性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受资本逻辑与工业革命的影响，两大矛盾会在不断的发展与超越中，逐渐到达一个临界点。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阶级间经济与利益关系的对立与冲突，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激化。当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生产力进步的桎梏时，渴望投入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必然与现存落后生产阶级对抗，从而或产生策略调整(改革)，或产生阶级革命，将政权转移至先进阶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剥削阶级掌握政权到达一定程度时，生产力水平会大幅超越生产关系。而在此基础上，在现有的社会空间无法消化过剩的生产力产生的持续剥削成果时，无产阶级有限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压缩的过程中逼近底线。那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会联合起来，为自身的解放作出努力。而无产阶级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解放标示着广大劳动者的解放，无产阶级要想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在马克思的推演中，无产阶级为自身生存空间所进行的革命努力，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下进行的，而革命成功的无产阶级会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使革命国家脱离资本主义社会而转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其为了推翻国家形式而存在，即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为了通往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创造的具有过渡性的国家制度。由于各国经济实力与政治势力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同时成功，那么，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先有后。率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等待与帮扶尚未进行或正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而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存在意义，而需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内置着对世界的观照，这与华夏传统的天下意识相契合。与华夏传统儒家存有的实践本性相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路也围绕着实践存在而展开。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革命突破性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频仍、工人阶级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也得以充实发展的阶段。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进一步充分论证了其科学性基础上的实践性，彰显了其在具体实践领域中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天下秩序的超越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源建构国家与天下叙事，但他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当时的主义之争中寻求自身主义认同的理论路径与现实路径。在这一时期，中国儒家传统政治秩序、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主义话语都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现实秩序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完成对中国传统儒家秩序、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体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现代性生存中完成的两大超越——对中国传统儒家的家国天下叙事的超越与对资本主义概念下民族国家的超越。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对华夏传统宗法秩序与传统政治制度的超越

在华夏传统文化中，“天下”具有知识道德、伦理意蕴、政治制度等多重维度。一方面，传统宗法秩序即“家—国—天下”秩序，主要由血缘与亲缘关系建构而成。传统宗法秩序中，一个个家族构成一个个诸侯国，又由一个个诸侯国共同形成天下。“天下”一方面是在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秩序中，华夏民族内置的渴求整体性的道德诉求对可见势力范围的政治关怀；另一方面，华夏传统政治制度表现为“天下—国—家”的政治统绪。从周朝的天下制度到秦以后的封建帝制，主要政治制度都在整体上呈现着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但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迈进近现代社会，传统的宗法性国家与天下秩序在面临着帝国主义对其颠覆后便被迫解体，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与殖民扩张的加剧使华夏传统的“天下—国—家”政治体制无法保障自身政治合法性。因此，中国建构新的国家与天下叙事，只能对外向世界范围内存有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解以寻求方案。

面对传统华夏民族陷入屈辱与身份认同等问题，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救亡图存的现实追求中，遭遇了种种苦难。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路径中，包含两次大规模的内含传统王道天下理想的救亡图存运动：一次为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因其缺乏科学的世界观与理论指导，最终以失败告终；另一次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启的维新变法，但由于其没能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与封建的根基，又脱离群众，最终也没能实现救亡目的。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启示，即传统的王道理念已经不能长久地维系被工业文明与自由市场体制闯入的中国，必须寄希望于具有现代性观念的意识形态来指导未来中国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便出现于这一时期。在晚清后中国的救亡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填充中国人的理论视野。自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等都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但由于其各自的阶级属性与立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真正掌握。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与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证明了工人阶级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

面对中国被颠覆的华夏传统生活逻辑，马克思主义因其国家与天下叙事中内置的道德、科学、革命等特性与中国社会产生良性共鸣。中国马克思主义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叙事，将自身融入进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将血缘—宗法的身份意识转向阶级身份意识，化礼乐制度为阶级斗争，从而确立起中国自身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传统宗法秩序崩溃后，陷入崩溃社会中的广大底层个体丧失了身份安置，在社会空间中缺乏存在感与安全感。中国马克思主义抓住了群众基础与群众路线的精髓，为丧失身份认同与民族归属感的底层弱势群体赋予了身份认证：工人、农民。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赋予了底层大众在现代工业社会以及未来发展中即将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拥有新的身份认同时提供了新的理念——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进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华夏传统的国家天下叙事中贯穿着传统儒家的“大同小康”思想，体现着传统农业文明下的中国社会理想。尽管晚清中国被迅速卷入现代国家秩序中，但底层大众关于社会政治的理解仍旧承接着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因此，使“天下仍为天下”是华夏人民内置的渴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叙事创造性地将华夏传统天下观念与现代性的主义话语进行融汇与超越，为当时的苦难中国提供了包含现代性的王道理想，也为渴求翻身的中国弱势阶级群体提供了华夏民族的“新天命”。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概念下民族国家的超越

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共同涌入中国。那么，在传统国家与天下秩序解体并无法自救的情形下，如何在西方的多种意识形态中选择出适应苦难中国并能带领中国脱离苦难的主义就显得尤为重要。维新变法前，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使现代国家概念取代传统的王朝国家观念进入中国视野。维新变法是一次将中国传统宗法秩序(封建帝制)与外来的资本主义秩序(资产阶级)相结合的改革运动。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寻求“走西方的路”的第一步。但由于掌握实权的顽固派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只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单一手段等原因，资产阶级改良派没能在维系传统帝制的情况下实现救亡变革。在下一步的资产阶级救亡运动中，由孙中山开启的辛亥革命运动是一次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拥有指导革命的三民主义纲领并在实践中初步实现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目标、扫除了依托于帝制的诸多陋习，使民主共和意识开始传播。辛亥革命成功的部分，是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使“中华民国”取得了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中华民国”夺取了清政府的权力与版图，使中国社会随着历史发展规律进入了现代的社会秩序，也使清政府即传统帝制丧失全部话语权力。而辛亥革命不成功的部分，在于其没能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打败，没能像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重塑社会结构、改善底层人民生存条件。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辛亥革命的革命根基尚不牢固；其次，当时的社会中内置着西方资本主义权力的侵入；最后，拥有现代民主形式化要素(内阁、议会、选举制等)的资产阶级政府(北洋政府)没有摆脱其军政权的性质，社会范围内尽管接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形式，却没有接受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制衡逻辑，而是仍然保有旧帝制时代的权力集中逻辑。

此外，除了资产阶级与中国社会融合后的中国式资产阶级无法救中国，在西方资本世界形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无法适应中国。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拥有资本主义立场的欧洲各民族国家大多是由单一的血缘民族组成，而中国尽管拥有血缘—亲缘的传统宗法秩序，但自古以来多民族融合的主要内驱力是具有文化漩涡性的中原文化，即中国的民族融合是文化意义上的多民族融合而非单一的血缘民族构成国家。因此，照搬欧洲自由主义国家的建构方式只能造成华夏文明的解体与文化选择的冲突。第二，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完全，现代市场体制的引进与现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刚刚在中国确立，资本逻辑下生产力的进步随着资产阶级的革命共同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基础不相符。第三，传统封建帝制残余尚未扫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仍旧饱含威胁，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没有改变。资本市场进入中国，使现代摆脱了传统帝制下对资本理解的抽象性，帝国主义在华的资本隐藏着资本自身的利益与资本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叙事话语与多元资本市场的资本逻辑牵制下，现代中国贸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只能使中国延续帝国主义的附庸状态，无法成为独立国家。这与中国传统内含天下性的文化逻辑相悖。

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并与中国社会现状相融合：要想为多民族融合的现代中国做指导，马克思主义必须拥有世界性的国家理念与王道理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必须能在现代中国找到具体对应；马克思主义必须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实现其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的学理与现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落实到现实实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在国家内部与国际关系中都拥有立身之地。对内，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建设一个可以融合华夏传统文明的新主义；对外，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使现代中国在国际领域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与天下”叙事的历史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建构国家与天下叙事的历史实践过程，是以国家叙事为基础，以天下叙事为行为逻辑与宏大背景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加入中国修辞是重要的叙事进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天下叙事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秩序中产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家与天下叙事。而马克思主义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实践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与天下叙事逐渐清晰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囊括三个主要叙事生长与转折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个不同的阶段各自拥有虽然不同但又一脉相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叙事与天下叙事。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之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可能性，并通过蕴含现代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的正当性与政权建立的合法性；通过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宪法、党章的制定，实现了新中国意识形态的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天下叙事的历史实践由此开启。

第一阶段是现代中国在国内与国际中实现中国身位的安置，即“站起来”与“站得住”的阶段。对于现代性新中国来说，制度正当性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认。首先，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现代中国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1954年《宪法》总纲第一条(已失效)。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人民”概念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针对中国现实国情作出的一次重要修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现代中国社会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社会政治与制度的正当性。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围绕中国自古以来统一的多民族特性，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2)1954年《宪法》总纲第三条(已失效)。的多民族管理制度，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创造。这一创造在保证各民族的自治权的同时，又要确保“中央”对其的决定权。最后，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确认社会主义制度后，根据社会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态，将生产资料所有制明确为以下四种：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同时针对仍存有的资本家所有制给予参与改造与指导，使其生产资料转向全民所有制。对中国来说，逾越于国家理论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看，就是古代中国的天下理论。新中国在世界面前对中国自身位置的定位，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天下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话语开启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毛泽东明确了中国处于第三世界中，为中国作为独立国家在世界找准位置。这一位置的确立，使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更密切的联系与友谊。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国内身份认同与国际身位安置。

第二阶段是现代中国对民生建设的解决与世界秩序的融入，即“富起来”与“富的环境”的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意识到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天下叙事就缺乏得以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因此，邓小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之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现代民族国家秩序内，经济与资本正处于逐步全球化的进程中。为了避免资本逻辑与资本权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蚀，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即资本方式可以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某种诱因和动力存在，但要极力避免资本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主导权。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的政策来明确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也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权位置。胡锦涛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等理念。至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稳步迈进“富起来”的新阶段。此时，聚焦于国内经济建设与自身强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把握到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对此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重要论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天下叙事引而不发，蕴含着融入世界秩序并为中国日后建设强大国家提供良好的和平环境的美好愿景。

第三阶段是现代中国对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追求与向世界舞台的迈进，即“强起来”“与世界合作共建”的阶段。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初步目标实现后，现代中国步入了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在新时代实现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落实到具体实践目标中则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族自立于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等，此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叙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叙事中，过往的国家叙事可以从《党章》与《宪法》中找到其固有逻辑，但其天下叙事则呈现为外交政策并引而不发。而今，在中国开始强起来的进程与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逐步展示出其在世界秩序中获得发言权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在这一环境下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命运共同体正从理念逐渐向现实转化，而“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倡议即全球化经济实践下全新的世界沟通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根据世界人民的共同渴望凝聚起来的时代理念，是中国作为新生大国对后全球化的世界作出的积极应对。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为世界提出的中国式实践方案，与中国“大同”“小康”的社会诉求、“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迈入了第三阶段，也将长期处于第三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天下秩序的建设过程不是否定的逻辑进程，而是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历史建构。而各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递进性与累加性也间接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秩序的两方面思想诉求：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关于主权国家、全球化等符合历史合理性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理念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矫正与抗衡，即在新时代与新发展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了新时期执政任务的高度自觉，即在拥有共产主义的展望中调整与推进切实政策。

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建的国家叙事与天下叙事，既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天下观作为理论立场，对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进行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践，又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家国天下理念的批判、传承与超越。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叙事与国际秩序叙事的基础上形成，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现代性问题作为叙事基调的内部逻辑，保留了其中生产力的逻辑和劳动价值理论；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消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一家”的德性逻辑，同时又超越了华夏传统的宗法秩序，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着文化关联性，从而内在地形成了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继承与超越关系，建构出了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叙事与天下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