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尉缭子》首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其后历代均有著录且多有引用，但并未引起历代统治者和学者们的过多重视，与其书之价值完全不相匹配。北宋以前，是书无有校注，史不见载有诸家研究之专著，且引文也多以单句的形式作为一些类书、兵书的注释。其于宋神宗时期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也是由于在北宋元丰年间该书与《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和《李卫公问对》一起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号为武经，分赐将校并成为武学教材。此后，《尉缭子》一书传播日广也得益于《武经七书》整体重要性的持续不断提高。因为自《武经七书》成书后至明清，虽然该书的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显现，但历代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均是作为《武经七书》整体研究的一部分，未有人是专门致力于此一书的。

《尉缭子》成书后第一个为其作注的是张载。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事，甚至欲结客复取故唐洮西之地。时年二十一岁，以书见谒范仲淹，范一见而知载远器，范文正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于是载尽弃“异学”，淳如也。［1］可见北宋时在面临边患迭起的囧况下依然喜儒斥兵，视儒学之外尽为异端，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尉缭子》五卷”条目下注有“《张横渠注尉缭子》一卷”，但也是指出“其辞甚简”。［2］《武经七书》成书颁行时，《尉缭子》亦以无注白文行之，因为当时该书所行注本均“无足采者”，其后仅行本书只有原文流传，“元丰六年丙辰，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文公问对》《三略》《六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