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强,张郑武文

（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4）

1946年8—9月间，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曾三次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的采访。这个“李勃曼”究竟何许人也？学术界特别是周恩来研究界不少人以为就是当时已经名噪天下的报刊政论家李普曼。其实这是一个有些类似于“层累阐释”而造成的误解。为了真正弄清“李勃曼”这一当年新闻记者为何许人的真实身份，特撰本文作一考辨，以正视听。

一

国内最早披露周恩来同志接受李勃曼采访一事的是1982年2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内部发行）第一辑。该辑发刊词后的首篇文章即为《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文。在正文的前面，有一“编者按”云：“本文在刊出前，经邓颖超同志重新审定，并在文字上作了某些修改。”[1]其中并未对“美国记者李勃曼”作进一步介绍。在1983年2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上，发表了《回忆周恩来同志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的一些情况》一文，作者吴青是当年周恩来接受李勃曼采访时的谈话记录者。吴青仅仅在文中稍作补充指出：“李勃曼是《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这次谈话是周恩来同志应李勃曼的要求，谈他个人的经历。”[2]317也未对李勃曼的身份作详细说明。吴青在文中还回忆道：“谈话分三次进行，时间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第一、二次谈话在梅园新村，第三次谈话在灵谷寺。每次谈话都是由章文晋同志担任翻译，吴青同志作记录。”[2]318更为重要的是，吴青在文中还透露了如下一节关于李勃曼的情况：“李勃曼采访后未发表过文章。一九八〇年章文晋在美国遇见李勃曼，曾问他当时采访后为什么不发表文章？李勃曼答：因为报社不同意发表。问他原稿现在何处，他说已经找不到了。”[2]318显然，李勃曼在20世纪80年代还健在。

由于《中共党史资料》当时是内部发行，传播不广，故《瞭望》于周恩来逝世8周年之际，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将此次谈话中有关周恩来同志个人经历的部分，以《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为题，重新刊出。《瞭望》的编者按中，也仅说“李勃曼是《纽约时报》当时驻南京的记者。一九四六年八—九月，周恩来同志应他之约，谈了个人的经历及其他一些问题。”[3]由于这是周恩来对自己经历的叙述，所以，这篇谈话引起了很多党史和周恩来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与重视，李勃曼也因此而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每每被众多研究者提及。

结合后来的有关研究文献，关于“李勃曼”的信息，如下几个方面可以肯定：一是李勃曼为《纽约时报》当时派驻南京的记者；二是李勃曼采访周恩来，其目的是为了给周恩来撰写传记；三是李勃曼为此前后共进行了三次采访，前两次是在梅园新村，第三次则是在南京东郊风景优美、地形隐蔽的灵谷寺。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世纪之前，吴青文中所透露的李勃曼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健在的这一信息，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同时当时也还没有人将李勃曼与李普曼联系起来进行叙述。

二

开将“李勃曼”误读为“李普曼”之端的是21世纪以后的事。198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林珊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以《舆论学》为名翻译成中文，由华夏出版社汇入该社的“二十世纪文库”正式推出。在“译者前言”中，对《舆论学》及其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的情况作了如下介绍：“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他一生著述很多，《舆论学》是他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这部著作问世以后，得到了美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仅连续再版，而且许多美国大学的新闻传播院校一直将它的有关章节作为教材编入新闻传播学的教科书。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普及本，并在书上赞扬它是新闻学的‘标准理论著作’。前些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舆论学》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4]1996年1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中外名记者丛书”中，由林珊撰写的《李普曼》作为其中的一本赫然在列。该书采人物评传与作品选编合一的方式，前半部分为林珊撰写的李普曼评传，后半部分则是关于李普曼作品的选编。李氏在《舆论学》一书中所提出的拟态环境和刻板印象等理论观点，因被部分新闻学人奉为大众传播效果研究领域中的圭臬而得到反复阐释，从此，李普曼这位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政论家、专栏作家的赫赫大名，就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不胫而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响亮的名声也迅速溢出传播学界而走向更为广阔的中国学术领域。

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1946年采访过周恩来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的个人身份，在周恩来的个人历史研究中，逐渐与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等等原来与其毫不相干的信息接近，出现了“李勃曼”向“李普曼”身份位移的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2006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一书。该书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一节的编者注中，非常明确地将“李勃曼”注释为了“沃尔特·李勃曼”，并言之凿凿地附上了此前只属于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的生平信息。该注释原文如下：“沃尔特·李勃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一生写了上万篇时政文章，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二十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对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都有重要影响。1946年9月间，周恩来曾三次与李勃曼谈话，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5]原本属于“沃尔特·李普曼”的身份信息，至此就被改换成了只有一字之差的“沃尔特·李勃曼”的身份信息了。大概正是李勃曼与李普曼只有一字之差，而且李普曼又名满天下，尤为新闻界人所知，所以该书编者也就想当然地张冠李戴了。

三

虽然李勃曼与李普曼在汉语中只有一字之差，但在英语世界，他们却是截然不相关的两个人。也许因为正是汉语发音的相近，所以才使《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一书的编者望文生义，认为两者实为音译不同的同一个人。由于此前国人对于“李勃曼”的生平事迹了解甚少，故该编者自作主张地将李普曼之“帽”戴到了“李勃曼”的头上。

李勃曼，其英文全名是亨利·李勃曼（Henry R.Lieberman,？-1995），在《申报》20世纪40年代的报道中，经常转译李勃曼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有关中国报道，只是《申报》在转译其报道时，多将其姓名译为“李伯曼”，如《申报》1946年1月17日发表的《上海日人资产那里去了？》一文，对作者与原文出处的标注即有“李伯曼（H.R.Liberman）著，原载十一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6]字样。

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是，在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的《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一书中，明确载有《访亨利·李勃曼——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一节，文前标注了被采访者、采访时间、采访地点等信息。这是一篇1985年6月7日在纽约的一篇对当事人采访录，关于被采访者的介绍如下：“亨利·李勃曼，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1946年在南京采访过周恩来，要周恩来谈个人历史。当时的采访记录后来公开发表在《瞭望》杂志上。”[7]《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关于亨利·李勃曼的身份信息介绍，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性质，显然更为信实、准确。《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与《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同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只是前者出版于2000年，后者出版于2006年。按理说，后出的《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一书，可以在借鉴《中共党史资料》《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等更具有第一手性质资料的条件下，获得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录。但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却在《中共党史资料》《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的基础上，发挥个人想象，对“亨利·李勃曼”的身份踵事增华，使“李勃曼”成了“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摇身一变成了“沃尔特·李勃曼”。

由于“沃尔特·李勃曼”与“沃尔特·李普曼”在发音上过于相近，所以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笔下，“沃尔特·李勃曼”又经过进一步“修正”，转变为具有标识性意义、中国新闻学界耳熟能详的“沃尔特·李普曼”了。从此，“亨利·李勃曼”也就因此而一步步地被错讹成了“沃尔特·李普曼”。原本两个不相关的新闻记者，至此泯而为一。这种错讹在周恩来研究的文章与著作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一些有关周恩来的普及性读物中，甚至在一些以研究周恩来著称的“专家”著述中，也屡有出现。论文方面，譬如陶侃、沈建乐在《周恩来家世研究若干问题解析——兼谈〈绍兴周氏渊源考〉的客观取向》一文中提到“1946年9月，周恩来曾在南京接受美国当时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一次专访”（《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又如秦九凤在《周恩来与酒》一文中提到“周恩来1946年9月在南京鸡鸣寺接受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采访”（《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3期），在《周恩来与书》一文中提到“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里曾三次接受美国当时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的采访”（《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8期）；再如周格非在《领袖们的读书观》一文中提到“周恩来曾与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谈到,他小时在私塾念书,八岁时就开始读小说”（《中国报道》2009年第7期）。而在著作方面，譬如秦九凤在《杰出楷模——和乡亲一起读周恩来》一书中提到“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鸡鸣寺里曾三次接受美国当时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勃曼（1889—1974）的采访”（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这类错误，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搜狐网、新浪网、中共淮安市委与淮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周恩来纪念网”等官方网站上，更是多有流传，影响甚夥。至于有人把周恩来在灵谷寺接受李勃曼采访，说成是在鸡鸣寺[8]三次接受李氏采访，则更完全是一种天马行空式的想当然了。

四

互联网为我们寻找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在此前国内的中文文献中，关于亨利·李勃曼的信息，除了得知他在20世纪40年代为《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这一信息外，还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文报刊上，经常转载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有关中国报道。如在1946年8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就曾经报道过李勃曼当时以《孙夫人，中国的良心》为题，报道了宋庆龄发表声明反对美军援助国民党当局进行内战之事。由此可以看出，亨利·李勃曼是一个具有较强新闻敏感、能比较客观报道新闻的美国记者。

在1995年3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上，曾发表了一篇该报的讣告，讣告标题是《Henry R.Lieberman，一名〈纽约时报〉的编辑去世，享年78岁》，文章翻译为中文其大致内容为：“驻外记者亨利·R·李勃曼(Henry R.Lieberman)昨天在纽约斯卡斯代尔(Scarsdale)的家中去世，享年78岁。他的家人说，原因是长期患病后中风。二战结束后不久，李勃曼先生在中国和远东为《时代》工作了12年。他一夜又一夜地熬夜——处在上海和纽约之间的时差中，把报纸的傍晚截止日期变成了凌晨的例行公事——李勃曼先生报道了中国的内战及其在1949年落入共产党的手中。”[9]显然，李勃曼的英文全名为Henry R.Lieberman，他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实为两个人。从国内外的现有材料来看，这位20世纪40年代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的李勃曼（Henry R.Lieberman），虽然是当时该报一位称职的记者，却很难被冠以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等头衔，因为在英语世界里，他还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维基百科词条。将“李勃曼”署上“沃尔特”姓氏前缀或“著名作者”“著名专栏作家”等头衔者，只能说是未对相关史料进行细致甄别的一种想当然，这或许是为了增加此事的重要性与可读性，但历史研究需要十分小心和严谨，容不得任何虚构，决不能因为潜意识里希望名人与名人之间能有某种历史上的勾连，而一厢情愿或随意而浪漫地裁剪和添加某个历史的事实与细节。

黄裳先生的《金陵五记》中也曾记载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华轶事道：“解放以后司徒在公开场合露面共有两次。此外就是过了一次生日。一次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李勃曼和他自己的女秘书的婚礼，由他证婚；另一次就是他临走以前招待全体职员的茶会。两次都没有讲过话。可见其意兴之阑珊。三个月的时间，使他深深地明白了投机生意的无法进行。于是准备回国。”[10]李勃曼什么时候离华返美不得而知，但由此可以确定的是：李勃曼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还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

李普曼虽然没有采访过周恩来，但周恩来曾邀请他到中国采访，却也是真实之事。李普曼纵横报刊论坛半个多世纪，曾先后两次访问前苏联，两次获得普利策奖。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向他颁发了自由勋章。据林珊教授的《李普曼》一书记载：“1972年1月，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代表给李普曼送去中国外长（原文如此——本文笔者注）周恩来的邀请，请他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新闻界人士，他有礼貌地谢绝了，他说，对于一个82岁高龄的人来说，这样的旅行是太艰难了。二个月后，中国再次向他发出邀请，他又一次谢绝了。”[11]考李普曼的生平，虽然在新中国建国之前，李普曼的大名在中国新闻界已经耳熟能详，[12]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到过中国从事过新闻采访活动。这无疑也是一件颇令国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结语

当然，将李勃曼误会为李普曼，除了史料使用时的随意叠加之外，也与英、汉两种语言发音和结构不同的客观原因有关。如果不是非得使用姓名全称的话，李勃曼与李普曼在汉语中实在多有近似，很容易引人发生误会。例如在建国之前，国内有些报刊在转载或引述李普曼的有关思想与观点的时候，也常常把“李普曼”翻译为“李勃曼”。[13]另外，李勃曼与李普曼都曾经供职于纽约当地的报刊，都是新闻记者，这也使后人在记忆和叙述中容易因记忆之误而发生某种错乱和孱入现象。虽然将李勃曼误会为李普曼，并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但鉴于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和相关研究成果传播的广泛性，对此仍有一辨的必要。也就此提醒我们的相关研究者，在相关史料运用和研究时，切不可再重蹈此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