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卉川，张宇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2.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3.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周全平，江苏宜兴人，1902年3月生。原名周承澍，号震仲，别名霆生，笔名有全平、霆声、金干、骆驼等。1924年参加创造社，先后主编《洪水》周刊、《洪水》半月刊。曾与潘汉年合编《幻洲》《小物件》等杂志。1930年加入“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被“左联”开除，一度在文坛不知所踪。学界以往研究多注重周全平的编辑活动，对他的创作较少提及。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周全平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①详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关注到周全平的创作，并将周全平列入“浪漫抒情派”进行分析，指出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并未细致梳理所有作品。②详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文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9页。不难看出，周全平的现代小说创作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由此，钩沉周全平的创作，揭示其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周全平的现代小说创作集中于1920年代，以中、短篇见长，曾出版短篇小说集《烦恼的网》（泰东图书局1924年3月版）、《苦笑》（光华书局1927年6月版）、《楼头的烦恼》（光华书局1930年4月版），以及小说集《梦里的微笑》（光华书局1925年12月版）。作为创造社的骨干力量，周全平的创作，曾得到成仿吾的高度肯定。“尤以周全平和倪贻德二君为最有望。二君是这半年以来的最杰出的新进作家。”[1]与其它创造社作家比，周全平的小说具备鲜明的个人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他的现代小说，具有浓厚的现实风格，以温厚之心比照不同个体的生命状态，以哲理深思来反映社会问题、暴露黑暗世相、讽刺丑恶人性病态国民性，呈现弱势群体的悲苦人生。

一、现实的悲愤反讽

纵观1920年代创造社同人的小说创作，以浪漫的自我书写为主导，如叶灵凤注重心灵的探秘与情欲的透视；如滕固注重从男性欲望中窥探个体隐秘的心理和深层次的性格；如陶晶孙、倪贻德分别注重谱写新浪漫主义的自叙传和“声嘶力竭的悲鸣”[2]2的自叙传；又如曾受周全平大力引荐提携的潘汉年，“周全平便在经常向《洪水》投稿并前来创造社做客打杂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帮手，他将学生中最为活跃的潘汉年，引荐进他们杂志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中……在周全平的鼎力支持下，一张由潘汉年全权负责的八开四版小报《A11》诞生了”[3]，也实现了从乡土见闻到都市情爱的跨越。上述作家着墨于现代人的情欲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是对各种禁忌之恋的大胆描写，或是对情欲的放情高歌，或倾诉郁积心中的郁闷苦痛，关注的是自我、个体而非社会、时代。与上述作家相比，作为创造社骨干的周全平，在撰写小说时反而擅以反讽的技法暴露现实问题，呈现悲苦的现实人生。

《守旧的农人》以反讽建构全篇，小说描写东方农科大学的校长，关心民生问题，遂写成了一本通俗易懂的现代农业技术小册子，期望在农村推广以实现稻麦增收。他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国势的贫与弱，是由于农民的守旧而不肯改良”[4]23。农人“盘根”对此积极响应，而他的好友“阿彭”却冷眼相对，并罗列了一系列理由劝阻“盘根”不要盲目相信，因为种田“总要靠天”[4]31。在“阿彭”的劝说下，“盘根”最终放弃了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的想法，决定继续“靠天帮忙就是了”[4]33。守旧的“阿彭”依然守旧，想要变革的“盘根”也继续守旧，二人的选择似乎印证了校长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小说表意是对不肯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守旧农人的批判，实则却是借描写农人的“抱残守缺”，揭示造成农人不敢革新、甘愿接受守旧命运的根源所在。因为每次技术的推广没有为农民带来生活的改变，却屡屡成为各层官员、乡绅、地保盘剥农民的机会。小说以侧面描写——借“阿彭”之口道出了之前乡董要求农民集资建铁路，结果农民的钱被收了去，铁路却始终不见踪影。又正面描写了地保在回去的路上计算向农民贩卖册子中饱私囊后的收益，称其为好差事。而且农民都身负重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敢拿一家人的性命去轻易尝试，“一家的性命，安可轻于尝试呢”[4]33。

因此，“守旧的农人”是一种典型的反讽，表意层的“农人的守旧”与内蕴层“社会的守旧”——黑暗的社会世相、吸血的统治阶层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冲突，构成了典型的反讽语境。反讽不同于讽刺，讽刺是表意层对内蕴层的一种夸张，通过扩大或缩小内蕴层来达到揶揄、调侃、嘲笑的目的，其表意层与内蕴层的意义指向是完全一致的。反讽则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嘴所说的和意志所指的正好相反。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贯穿所有反讽的规定，即现象不是本质，而是和本质相反”[5]，反讽陈述的内容（表意层）与想要表达的思想（内蕴层）是相互对立冲突的。《舆论，家教》以反讽的技法塑造了“李老爷”的人物形象。对于跳舞的态度，“李老爷”对他人的嘴脸为：“逛窑子实在太下品！至于跳舞，那都是上等人，也有大家的小姐。所谓乐，不伤雅……至少在跳舞上，他绝对赞成社交公开是合道理的”[6]。当得知自己的二女儿也去舞场跳舞后，他的嘴脸却是将女儿打了一顿，撕破了她所有的衣服，关在阁楼中，逼着要她寻死，由此被人称赞家教严格。“李老爷”对家人对外人的两副嘴脸就是典型的反讽。

《邹夏千的死》也是一部现实反讽的力作。主人公“邹夏千”权势威隆、声望显赫，被盛赞为“人格是一流的，地位是高超的，才学是充足的，可以用不着拘拘于小节的出入”[7]63-64。农人“盘根”同乡邻“根生”因六担稻米发生冲突，便想请“邹夏千”帮自己讨回公道。在“邹夏千”的“热心帮助”下，“盘根”果然得偿所愿，打赢了同“根生”的官司，代价却是要向“邹夏千”支付折价为一百担稻米的银元。“邹夏千”平素就是如此行善助人的，“他几乎未曾想到世间会有这种好人，而这样好人，有时还不免被人诅咒——原来他村上有二个穷鬼常常骂邹先生——可见好人难做了”[7]66。最终，“盘根”被“热心又侠肠”[7]71的“邹夏千”相逼而死，“盘根”死前的惨状则将“邹夏千”活活吓死。表意层——“一流的人格”“热心又侠肠”与内蕴层——贪婪狠辣、盘剥吸血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强烈的对峙，构成了典型的反讽，借助反讽，周全平揭示了农民被乡绅、乡董肆意压迫、吸血盘剥的黑暗世相。

《呆子和俊杰》《下流人的辩护者》同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类似，均是以反讽布局全篇，蕴含着作者对人性特别是国民性的深刻挖掘剖析。《呆子和俊杰》中的“呆子”是“C君”，“他过于诚实而直爽了，因之他不会装出笑脸去见不愿见的人，他不会讲着好话去赞不愿赞的人，他不会不做该做的事，他不会不辩该辩的理……一班老前辈，先觉者都说这是狂妄，无涵养，盛气凌人，甚且有人说这是不合时宜的呆脾气”，因此，“C君”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呆子”[8]74。《下流人的辩护者》中的“下流人”是“邹傻子”，他不愿结交权贵、趋炎附势，一心仗义疏财、怜贫恤苦。他的义举被人们颂赞，“像他那样的傻气，并不是一般下流人所有的傻气，而是上流人所特具的一种美德”[9]69。但当他散尽家财、一贫如洗后，之前称赞他的人却唾骂他为“不知撙节的浪子……不事生产的愚人……不善交际的呆子”[9]73。“H君”的行事恰恰与“C君”“邹傻子”相反，他懂得口是心非、见风使舵、曲意逢迎，因此，识时务的“H君”被赞为“俊杰”。“呆子”“傻子”和“俊杰”的关系就像鲁迅笔下的“聪明人”和“傻子”，表意层与内蕴层是完全对立冲突的，为典型的反讽。周全平的立意也同鲁迅一致，揭示了“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10]的黑暗现实，暴露了病态国民性。

反讽是周全平现代小说惯用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艺术表现手法，甚至升华为一种艺术风格和建构文本的方式。周全平以反讽揭示社会问题，暴露人性国民性，反映了周全平渴望唤醒启迪民众的强烈情感。同时，反讽的应用也避免了肤浅的直接批判和感性情绪的直线倾泻。

二、生命状态的两极比照

周全平的现实书写除了反讽技法的应用外，还擅长于将不同个体的生命状态进行并置比较，由此揭示社会问题，呈现人世悲剧。尤擅将落魄之人的悲苦凄凉和富贵之人的骄奢淫逸进行比照，以呈现“朱门酒肉臭，门有饿死骨”[11]123这一具有跨越时代、超越历史的社会性问题。

《他的忏悔》通过比照主人公“他”的两段婚姻状态，呈现并反思了跨越时代的热点问题——恋爱婚姻问题。青年的“他”追求自由，尤为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实则是不满意妻子的丑陋、木讷和不解风情。中年的“他”在第二段婚姻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娇妻，她美丽、时尚、浪漫。但娇妻的自私蛮横、无理取闹令他逐渐怀念起温柔贤惠、老实木讷的前妻，当他被娇妻抛弃后，更是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之中。不似当时流行的涉及恋爱婚姻问题的小说，《他的忏悔》不是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也并非谴责父母包办的传统婚姻，而是通过青年的“他”和中年的“他”的生命状态的比照，来思考何种婚姻状态才是理想的。《烦恼的网》对户外的松树和温室内的紫罗兰花、大河中的银鱼和鱼缸中的金鱼、森林中的野兽和被人豢养的牛马，三组不同个体的生命状态进行了比照。前者与后者相比，虽然生存状态艰辛困苦，却拥有后者所没有的“自由”，这是最为可贵的。小说通过不同个体生命状态的并置比较，颂扬了人类应有的生活态度，“为了竞存而死，为了奋斗而死，是顶顶荣耀的事”[12]126。

《落霞》中，“善宝”（白衣小孩）的母亲是一个洗衣工，无力给孩子购买玩具。而“善宝”周围的小伙伴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玩具，还有零花钱在炎热的夏季买冰淇淋吃，“‘他是一样也没有的，他太穷了，他妈是替人洗衣服的。’生疖的小孩把自己的富有的宝物报告毕后，指着白衣小孩怜悯似的说，同时又向着他显出哀矜的神气”[13]。小说通过将不同个体的生命状态进行并置比较，表达了对以“善宝”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苦笑》中的“C君”家境贫寒，为了帮衬家里，中学毕业后就在上海辛苦工作。失业后，为了给兄弟凑齐学费，便典当了自己仅有的一件春衣。小说详细描写春天到来后，“C君”穿着冬装，与周围身穿舒适春衣的游人形成的鲜明对比。此时的“C君”正处于烦躁、窘迫、痛苦、愤恨的生命状态之中，“身上一阵阵的热起来，心里也烦燥。似乎遍身都在渗出汗来了。而且身体的各部都觉得发痒。大衣愈变愈重了，驼在肩上，像挑着一担重载……他用着愤恨的目光向他们紧瞅着。太阳的热力更加在他的躯体上逞威了。他被这不可抗的热闷压迫”[14]22-23。与之相反，那些游人则处于幸福、轻松、愉快、欢笑的生命状态之中，“他们那种幸福的样子：有些披着轻软的绸衫，风吹时，飘飘的像天上的飞仙；有些穿着单薄的洋服，伶俐而轻快的样子，从他们的迅速的动作里可以看出。而且有些同着朋友，在高声谈笑；有些伴着女人，在浅笑轻语。他们是全无顾忌地尽量显出他们的幸福”[14]23。通过不同个体生命状态的并置比较，更衬托出“C君”的悲苦人生与凄惨命运，令人唏嘘。

《除夕》中的“博菴”为了躲避债务，也为了谋得一份差事，在除夕夜，孤身一人来到镇江的某家旅店投宿。小说详细呈现了“博菴”与其他旅客的生命状态的比照。“博菴”的生命状态是“十分憔悴……十 分 萧 索……十 分 惶 愧……越 觉 难堪”[15]40-41。其他旅客则身处除夕的欢乐之中，“笑声只是高放起来……别人无论回去不回去，都有他们的自得的乐趣”[15]44，他们欢快轻松的生命状态，更凸显出“博菴”凄凉悲惨的命运和苦痛挣扎的人生。《中秋月》中的“文礼”同“博菴”一样，身负外债、食不果腹，在亲友的引荐下，来到协和会乞求会长“子远”能够提供一份工作以维持生计。小说详细比照了“文礼”与以“子远”为代表的协和会会员们的不同生命状态，“文礼”的生命状态是“心里恍惚的，慌忙的，不知是羡，是妒，是震惊，是愤恨……惶惑的，羞愧的，呆立着”[16]106。协和会是有钱有势的先生们在盘剥之余组织的娱乐部，中秋之夜，“子远”带领协和会的会员们组织了一场赏月大会，时鲜水果、精致糕点随处可见，陈设富丽堂皇，他们的生命状态则是纵情享乐、轻松愉快，与“文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着协和会会员和家人们的狂欢，“文礼”发出了“朱门酒肉臭，门有饿死骨”的深度拷问，“一样的女人，一样的儿子，这里是衣暖食饱，开心作乐；那面呢？……那面啊……唉唉！”[16]110。

《注定的死》以宿命论的方式，比照了两个生于同一时辰的不同个体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命运。天寒地冻中一座破旧的厕所里，“小子”的母亲老乞婆瘫坐在一摊湿稻草上，艰辛生产。“赵小少爷”的母亲赵三太太在温暖的房间里，被众人伺候照顾，顺利生产。从出生之日起，八字相同的“小子”和“赵小少爷”就始终处于不同的生命状态之下，“酷热的炎夏来了：并不因为赵家小少爷有电扇扇着，冰席凉着便多射些日光进去；也不因小子遍身涂着污泥，流着汗浆便多送些清凉。严寒的冬日来了：并不因赵家小少爷围着火炉，披着暖裘便格外吹进一些冷风；也不因小子住破厕，穿破絮，啜冷粥而送些暖气。”[17]“赵小少爷”在佣人的簇拥下拿着风筝尽情玩耍，“小子”捡起掉落的风筝便被赵家佣人辱骂为“小贼骨头”，又被母亲痛打。成年后，“赵小少爷”纵情享乐，“小子”在乞讨中艰难谋生。后来，“赵小少爷”去日本求学，“小子”作了轿夫。“赵小少爷”回国后，“小子”抬着轿子送他返乡，二人摔落水中后，众人纷纷下水营救“赵小少爷”，“小子”无人理会，不幸溺毙。周全平以不同个体生命状态的并置比照，愤怒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

《除夕》《中秋月》《注定的死》以严肃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将落魄贫苦之人“博菴”“文礼”“小子”同富贵之人“子远”“赵小少爷”的生命状态进行比照——贫苦凄凉、食不果腹与骄奢淫逸、纵情享乐，由此反思贫富差异、两极分化这一跨越时代、超越历史的社会性问题，反映了周全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三、人生哲理的深思

创造社的诸多作家在撰写小说时，已然渗透进了理性沉思的因子，主要是思考爱情同人生、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自我书写。与之相反，周全平现代小说所渗透出的浓郁智性玄思气质，同现实人生、社会问题密切相连，是典型的社会书写。周全平在撰写小说时，化身为哲学家，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思考世界。尤其注重反思社会、历史、人生、人性、命运等形而上的哲理问题，挖掘世间万象之间变幻莫测的复杂关系与事物的本质。因此，在周全平的某些现代小说中，论述大于描写、议论多于抒情。

《他的忏悔》中的主人公“他”原本对包办婚姻结合的第一任妻子充满鄙夷不屑，当与自由恋爱的、极为中意的第二任妻子一起生活后，才发现第一任妻子的善良包容、温柔贤惠，却已覆水难收。在当时歌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创作浪潮中，《他的忏悔》成为了一股罕见的“逆流”，虽也描写恋爱婚姻问题，却并非反映家庭、社会对青年的桎梏迫害，也并非挖掘呈现个人隐秘的性心理或苦闷的心灵，而是借助“他”的两段婚姻，去感悟人生、反思人性，“带了颜色的眼镜，去看世间的一切，当然没有纯白的啊！用了过分的要求，去责备世间的一切，当然不会满足的啊！我对她不是无论何事先存憎恶的观念吗？我对她不是无论何事，总过分的求全吗？”[18]“他”的忏悔，恰恰是对人生经验、人性本质的深度提纯，全篇的剧情、对话也是为“他”的哲理深思所服务。在《市声》中，更是罕有剧情、冲突和对话，全篇尽是我的所思所想——对都市、资本、阶级的理性认知，“虽然上海是大家认为繁庶而文明的，但在我周围的上海，只是简陋而污秽。虽然上海的市民是大家认为快乐而富足的，但在我周围的上海市民，只有劳苦和悲哀。虽然上海的事业是大家认为伟大的进步，且有益于中国的，但在我周围的上海的事业，只是虚伪的谦让，利己的施与，和无厌的掠夺”[19]。

《故乡》的建构方式近似于同是江苏籍作家谭正璧的《邂逅——一封寄给朋友们的信》和《舟中》两部作品，全篇展现了“我”在回乡途中以及返乡之后，与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人的邂逅、相遇、会面。主人公“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听众、一个思考者，负责将种种所见所闻、人生世相，转化为理性沉思，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正眠在床上思想我这两日中的见闻”[20]115。这些见闻——深思包括：都市建立发展后，自然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碰撞；资本文明入侵后，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地方官僚乡绅对底层百姓的盘剥吸血、无情压榨，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庸众看客们的麻木无知、自私庸俗；传统文化、封建势力的异常顽固，新文化、新思想推广传播的艰难滞涩；带着“新文化”和“新思想”假面的青年人奋力攻击乡绅、竭力抨击旧道德，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民众思想的解放，只是为了取而代之，攫取更大更多的利益。在《市声》《故乡》等作品中，哲理深思引导情节流转，人物对话也是为哲理深思所服务。周全平用哲学家、社会学家的眼光观察并思考社会、历史、文化、制度、时代、人生、人性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在周全平的小说中，失业是小市民、小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常态，“在现代的社会组织下，失业本是极平常的事”[21]84。《苦笑》中的“C君”、《除夕》中的“博菴”、《旧梦》中的“我”、《中秋月》中的“文礼”、《圣诞之夜》中的“我”、《秋衣》中的“他”、《七月四日》中的“我”，都面临着或遭遇过失业的窘境。周全平一方面呈现这种社会态势，另一方面则反思造成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可恶的旧社会的经济组织先纵容一批强有力的恶汉瓜分了社会财产的全部，于是大部分的小百姓便生来就做了无立锥地的穷汉”[21]91，指出这亦是造成“朱门酒肉臭，门有饿死骨”的根源所在，“不良的社会制度任意的把人类的生活鱼肉，一侧养成了许多高级的绅士，占去了全社会的养料，另一侧便只能在他们的桌下争夺一点残肴败羹。久而久之，善忘的人类，忘了原始人类的平等，反认人为的恶制度为天然的习惯了”[11]126-127，并且进一步导致了人类的麻木与奴性，这是最为可怖的。

在《烦恼的网》中，周全平化身作品角色“魔鬼的小女儿”，发出拷问——哲理深思：“为什么人类不喜欢用自己的能力去求命运，而要用赌博的法子去求命运呢？”[12]129在《下流人的辩护者》中，周全平再次化身作品角色“呆子徐三”，不仅向“张二哥”讲述了“邹傻子”的故事，还在文中以大段的个人独白展现了自我对社会、对人性的哲理深思，“一个人被社会欺骗了，他现在变成一个穷汉，他几乎穷到一无所有，没有财富，也没有地位。于是，他便要得着一个相反的批评。无论他向来的思想怎样纯洁，行为怎样光明，道德怎样高尚，都不能做他的失败的辩护。他们要说他是完全甘心堕落的下流人；说他没有创造的能力，奋斗的勇气，独立的精神；说他不识时务；说他太高傲；说他是笨人；说他是……总之，他已完全是一个下流人了！他现在的一切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唾骂的。至于他从前的人格如何？贫困的原因何在？是没有考查的必要啊”[9]67-68。上述的哲理深思，既是对“邹傻子”，也是对那些品格高尚，却被庸俗、麻木的世人（庸众）视为“下流人”的先觉者人生的概括与赞颂。

而到了小说《荣归》中，作者完全化身哲学家，全篇不见丝毫的社会问题、人生悲剧，周全平以超然物外的态度，以冷静深刻的抽象思维去建构感性的文学创作，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所在，“他现在的努力所获到的只是现在，只是现在，他现在就占有了全世界，但抛弃了的从前是永远不能复回了”[22]，由此呈现出浓郁的智性玄思风格。

四、浪漫的爱情悲剧

在周全平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也涉及到了个人情感、自我书写的文本创作，周全平爱情题材的小说写作，包括《圣诞之夜》《爱与血的交流》《林中》《旧梦》《楼头的烦恼》，是典型的自我书写，具有浓郁的浪漫抒情特质，同时往往以悲剧结尾，自由抒唱自我的情感，从而与其创造社骨干的身份背景同符合契。

在上述小说中，周全平将主人公奔涌的内在情绪转化为具体的外在节奏——浪漫的诗化表述，呈现在读者面前。情绪是人类感情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类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水月镜花似的东西，需要借助外在的某种渠道才能呈现出来。在文本中，则需要借助节奏，节奏是传达情绪的主要方式，“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23]。《楼头的烦恼》中，“我”纵情高歌对房东女儿“韵琴”的爱恋，“她那种纯洁的，尊贵的，处女的心的表现，她那种天真的，无邪的，处女的态度，都能使我把过分的野心抑止住，使我节制着在尊重她的范围内爱她”。但这纯洁美好的爱情却被一对新搬来的租客夫妻彻底破坏了。他们住在我的隔壁，每晚做爱的响动打开了“我”内心情欲的闸门，令“我”的理性之锁崩坏。“我”在欲望的驱使下，试图对“韵琴”做出不轨的举动，却不幸让房东太太撞见，在含恨羞愧下，被逐出租屋。小说开篇，就是“我”自由抒唱自我痛苦悲愤的内在情绪，“我实在太卑劣了！我的自制力实在太微弱了！我近来意外获得的一些幸福，完全被我的卑劣的冲动破坏了！啊，我恨死我那放肆的情绪哟”[24]。揭示了“我”和“韵琴”爱情的终结，源于“我”没有抑制住内心的邪恶欲望。

《圣诞之夜》描写了年老的主人公“我”在圣诞之夜，拿出了年轻时写给爱人“璇屏”的情书，以书信和回忆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年轻时的“我”深爱着“璇屏”，曾经给她写过最真挚的情书，在情书中，“我”尽情地抒发对她无尽的爱恋——浪漫的诗化叙述：“璇屏啊，你是我的光明！你是我的安慰者！我希望你不要放弃你的慈爱！我愿意你永远接受我忠诚的敬慕！”[25]但由于性格的懦弱，令“我”始终不敢将信寄出，同时由于二者家势相差极大，自卑的心理也令“我”始终不敢追求“璇屏”。最终，“璇屏”嫁与他人，当下独剩一个风烛残年的麻木躯壳。《旧梦》中的“我”深爱着“她”，但由于“我”和“她”家境悬殊，令“我”始终不敢去大胆追求“她”，最终只能忍痛看着爱人嫁与他人。这完全源于“我”懦弱的性格，“我”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和痛恨的情绪，这情绪转化为外在的自由抒唱：“我实在是太懦弱了！”[26]128。“我终究是太懦弱！”[26]224这也揭示了《圣诞之夜》中的“我”和《旧梦》中的“我”的爱情悲剧，均属于典型的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

《爱与血的交流》描写了一出染血的爱情惨剧。“徐神州”和“任颦珠”一见倾心，“徐神州”的农场上司“胡肇文”也贪恋“颦珠”的美色，还觊觎她的家世，“颦珠”眼中却只有“神州”，但腼腆内敛的“神州”迟迟不敢向心上人表明心迹。“胡肇文”眼见求爱不成，便怂恿纨绔子弟“徐玉枢”去追逐“颦珠”，“颦珠”的父亲和继母因“徐玉枢”父亲棉纱大王的身份，便要强逼女儿嫁给“徐玉枢”，以攫取利益。“颦珠”誓死不从，以自尽抗争父母之命，终致香消玉殒。“神州”得知爱人逝世的消息后，最终手刃仇人“胡肇文”“徐玉枢”。小说中的爱情悲剧固然有社会悲剧的因素——“任颦珠”父母强迫女儿嫁给“徐玉枢”的父母之命，以及人性悲剧的因子——阴险狡诈、冷血邪恶的“胡肇文”从中作梗、翻云覆雨，但造成悲剧的真正缘由却是一种性格悲剧——主人公“徐神州”犹疑不决、腼腆内敛的性格所致。与《圣诞之夜》中的“我”和《旧梦》中的“我”类似，“神州”由于个人性格的缺陷，在“颦珠”离开农场前，错过了向心上人表明心迹的时机，只能自怨自艾地抒发心中的哀唱，“哦呀！我好像折了线的风筝，希望留在地上，忧惧慌急也留在地上，自己怀着死的绝望在空中飘荡”[27]。“颦珠”和“神州”一见钟情时，“胡肇文”还未到农场办公，假若此时“神州”能主动表明心迹，以“颦珠”独立自强的性格，定会与爱人远走他乡。

《林中》也描写了一幕爱情悲剧。“仙舟”“露萍”“启英”均是远房亲戚，其中“仙舟”和“露萍”自幼青梅竹马，“启英”深知二人情意相投，虽暗恋“仙舟”，却将这份爱深埋心底。“露萍”的父母要将女儿嫁与他人，只因“仙舟”家势贫弱。最终，懦弱的“露萍”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只能选择屈服，嫁给了一个纨绔子弟。本就性格阴郁的“仙舟”承受不了痛失爱人的打击选择远走他乡、隐遁世间，而“启英”也因爱人的悄然远去、杳无音信，郁郁而终、香消玉殒。“仙舟”“露萍”“启英”的悲剧虽有社会悲剧的因素存在——“露萍”父母的专制，但归根结底还是三人的性格缺陷所致。当“露萍”得知自己将要被父母像货物一样出卖后，只会自艾自怜、昼吟宵哭，“我不过是一枚飘零于大海中底浮萍啊”[28]49。“仙舟”“露萍”不敢去反抗社会和家庭的桎梏，“社会底势力，家庭底权威，那一个人敢和牠反抗呢？”[28]50“仙舟”的性格阴郁消极，只能自怨自艾地抒唱心中的郁结与悲歌，“已把我底幻梦刺破。是的，我底幻梦已经破灭了。煊吓的豪富的贵公子在礼教底假面下夺去了我底所有。啊！残酷的礼教夺去我底所有”[28]53-54，他消极避世，而不是奋力反抗。“启英”同样性格懦弱，在得知“露萍”嫁人后，始终不敢向“仙舟”表明心迹，令“仙舟”心灰意冷远走他乡，自己也郁郁而终。三人消极懦弱的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了这幕爱情悲剧，令人慨叹唏嘘。

周全平爱情题材的现代小说均以悲剧收场，造成爱情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社会时代、制度家庭，而是性格，这与其现实书写中的社会悲剧是完全相异的。同时，爱情悲剧的书写为典型的浪漫写意，作品中诗化的抒唱俯拾即是，比喻、夸张、感叹、重复随处可见，渗透着浓郁的浪漫抒情气质。

结语

作为创造社骨干的周全平，在创作小说时，表现出了一种异于创造社同人的倾向和风格，具有突出的个人特质。除了少数几部作品涉及自我书写、浪漫抒情外，其它作品均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同时，罕见情绪的倾泻抒唱，而是以理性抑制情感，渗透着自我的哲理深思，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他对于社会、人性与生命的思考，仍闪烁着智性的光芒。周全平现代小说的特质与其创造社骨干的身份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张力，给创造社革命浪漫主义小说带来了新质，更新了我们对于创造社小说风格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