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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粮安天下”，生猪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产品、战略产品，是主要的“菜篮子”产品，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高度相关。在双疫情叠加下，猪肉价格飞涨，老百姓惊叹“吃不起”，总书记、总理多次亲自关心研究部署。稳住“一头猪”，打好生猪增产保供攻坚战，已成为各地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满足的基本民生需求和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浙江省作为全国主要生猪调入省份，生猪自给率不足50%，生猪保供形势较为严峻，迫切要求生猪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相关主体产业融合、协同推进。基于此，生猪合作社作为一种合作组织类型、产业融合媒介、中间组织形态与社会服务组织，在浙江省面临着怎么样的机遇与挑战，应该如何作为发力，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

浙江省生猪产业发展转变

2009—2019年，浙江省生猪产业发展出现了两大转折点：

第一大转折点是始于2013年的“五水共治”行动。全省生猪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生猪年末存栏量和出栏量均由升转降。到2018年，全省关停年存栏5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44969家，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分别较2012年下降821.51万头和1022.79万头；生猪养殖趋于规模化，全省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户比重达84.3%，年出栏1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户年出栏为853.7万头，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为341户，5万头以上的为5户；生猪养殖实现绿色化，4584家规模猪场全面完成生态化治理，年出栏5000头以上猪场全面完成设施提升改造，年存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全面建设封闭式集粪棚，90%以上采取农牧结合养殖模式。

第二大转折点始于非洲猪瘟的连带影响。其标志性事件是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这是浙江省近年来第一个明确释放鼓励生猪养殖信号的官方文件，自此生猪产业开始企稳转升（图1）。该意见明确提出坚决不走散养污染环境的老路，转而走规模化科学养殖新路，浙江省生猪产业进入“六个化”（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循环化、智慧化、基地化）同步发展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生猪增产保供责任层层压实，计划到2020年底，全省生猪存栏量要达542万头以上，生猪产能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到2022年，全省新建成万头规模猪场120家以上，生猪年产能达1400万头以上，生猪自给率达70%以上。

浙江省生猪合作社的发展机遇

图1 2009—2019年浙江省生猪存栏和出栏情况（单位：万头）

第一，政策支持力度大。为保障猪肉供给，稳定猪肉价格，浙江省已出台各项生猪养殖扶持政策，如生猪养殖用地应保尽保，对新建规模猪场按每5万头产能安排3亩建设用地指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点对新建（扩建）的规模猪场和生猪调出县按每出栏万头给予100万元的综合奖励，还有一些信贷保险、限养解禁、发展基地等方面的政策，生猪养殖的政策“蜜月期”已经到来。

第二，合作社规范化整治已完成。2015年起，浙江省加快了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与整顿进程，生猪合作社的数量精简到1425家，组织带动力更强、作用发挥更明显（图2）。如以浙江省台州市台联九生猪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代表的合作社或联合社，以抱团发展的模式，实现了生产技术、防疫采购、饲养标准、营销管理、信息共享和排污处理标准“六统一”，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综合效益。

浙江省生猪合作社面临的挑战

第一，传统定位与现实功能的矛盾，生猪合作社已由传统意义上小农的联合转变为大农的博弈。截至2019年底，全省有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猪场2147个，年出栏量达730万头，规模比重为85%；至2020年6月11日，全省已开工万头以上规模猪场121家，设计产能为年出栏700余万头，其中10万头以上养猪场46家。这些数据意味着浙江省生猪养殖已形成以大规模或超大规模养殖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传统生猪合作社迎来了新的挑战。在这一时期，生猪合作社存在的意义不仅仅通过小规模养殖户的联合实现与大规模养殖主体的竞争，而更多的是通过大规模或超大规模养殖户的融合，实现与政府、上下游企业的公平对话，打造生猪全产业链，填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失和空白。因此，各家合作社必须转变自身定位与服务功能，寻求新的发展，提升专业化程度，以满足规模养殖主体在更高层次的诉求。

图2 2015—2018年浙江省生猪产业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数量（单位：家）

第二，主体众多与领头雁短缺的矛盾，优秀的生猪合作社带头人难寻。在养殖主体普遍实力较强的情况下，走出“3个和尚没水喝”的怪圈，找到一位有实力、有声望、有意愿、能服众、会管理的生猪合作社带头人变得更为困难。1位优秀的生猪合作社带头人，其作用之重要不言而喻，如楼法庆联合萧山多家养猪企业，组建“生猪企业联合体”——杭州农法生猪专业合作社，年出栏生猪近9万头，产值2亿多元，捧回了2019年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

第三，政府推动与主动行动的矛盾，养殖主体普遍增产补栏信心不足。非洲猪瘟病毒传播路径复杂、致病性强、防控难度大，养殖主体对短期内成功研制出非洲猪瘟疫苗和治疗特效药不抱太大希望，疫情防控将成为常态，导致目前各个养殖场均处于“严防死守”状态，合作社组织的各项活动也较难开展。此外，规模养殖挤压盈利空间，环保高压将成常态，长期来看养殖效益可能会受到影响，而全国种猪、仔猪稀缺，引种难、引种贵，也影响养殖户补栏积极性。因此，虽然政府出台了各项政策狠抓增养复养、调运储备和应急保障，但养殖主体普遍有不敢引种、不想补栏的恐慌心理。

第四，顶层设计与基层运作的矛盾，实际发展中出现了各类问题。一是基层政府对产业培植积极性不高。发展生猪产业无法带来税收，却要占用土地，地方政府还要承担防疫、食品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职责和压力，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对新建“六化”猪场或升级改造老旧猪场积极性不高，对于推进生猪合作社发展更是兴致缺失。二是政策扶持导向需调整。现有生猪产业扶持政策注重增产保供，养殖户“见者有份”，不偏不倚，看似公平，但忽视了生猪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促进产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作用不够强，这样一来，一旦增产目标实现，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无序发展。三是用地瓶颈制约明显。当前虽然已经明确“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但仍受基本农田红线制约，生猪养殖尚面临“想养没处养”的困境。

合作社推进生猪保供的对策建议

第一，打造新型生猪产业合作经营体系，实现共建共享。浙江省生猪合作社发展要提高站位，致力于将专业合作社、规模养殖场、养殖大户联合起来，建立集“养、贸、加”于一体的新型生猪产业合作经营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为：一是规模上的“大”，与传统农户组建的合作社相比，这类合作社成员以中大规模养殖场为主。二是环节上的“全”，涉及饲料、种畜禽、屠宰加工、产品销售、有机肥加工、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得到延伸和拓展。三是主体上的“合”，通过不同主体间的股份合作、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创共富的经济联合体，能充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四是机制上的“新”，“合作制管理+公司制经营”制度的有机融合，既发挥了合作社公司化经营优势，又避免了公司制下的资本一股独大、单股独权。

第二，构建疫病防御监测体系，降低疫病风险。积极探索发展生猪养殖社会化服务，健全合作社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情防控体系，提升检测分析能力和防疫装备手段，将合作社打造成为基层畜禽防疫、服务的有力补充。整合合作社资源，采用流动服务与驻场服务相结合，配置专人负责畜牧防疫技术服务，发展兽医实验室，组建技术服务团队，提供“一条龙式”或“菜单式”兽医服务。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追溯猪仔出生日期、地点，育肥阶段的饲料、兽药、疫苗、消毒、批次及出栏时间。

第三，建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降低市场风险。生猪合作社建立统一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政策、产销、疫情等信息，并开展网上技术咨询、培训服务，实现信息共享。建立生猪价格预警系统，组建市场行情专业分析小组，密切关注生猪生产、猪肉市场供应和价格变化，指导成员合理出栏、扩栏，购置生产原料，把握好市场调节的时机、节奏和力度，降低成员盲目性，减少保供要求下生猪产量大幅上涨带来的市场风险。

第四，调动人财物发展要素，突破资源瓶颈。鼓励合作社带头参加各类全国性质的培训班、会议，学习全国范围内的先进经验与运作模式，培育具有经营管理素能、合作文化情怀和社会公共意识的领军人才。为破解成员融资难题，一方面，合作社内部构建信用互助体系；另一方面，合作社要积极为成员争取政府生猪保供补贴。针对养殖用地难的问题，合作社要鼓励成员建造多层猪舍，探索性地利用天然林地开展生猪规模养殖。

第五，申请生猪活体储备保障，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生猪活体储备制度是为及时有效应对因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各类突发事件和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等引起的猪肉市场供应紧缺。常规来看，基本上由规模养殖企业来承担政府活体储备任务，但从长远来看，如将合作社作为活体储备单位，使其成为政府监督、管理活体储备的中间组织，将大大提高生猪战略储备量，提升储备灵活性与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