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艳 冯思思

摘要：养老保险可以有效地保障流动人口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而当前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覆盖面窄、退保率高”的问题普遍存在。采用Logistic回归的方法对大连市892名流动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城-城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明显高于乡-城流动人口，同时影响两类流动人口参保的因素基本一致，包括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就业身份和劳动合同签订，但是它们的作用程度不同。文化程度、合同签订对城-城流动人口参保的影响程度更强，而月收入水平、就业身份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的影响程度更强。对养老保险政策的认知对城-城流动人口参保有显著影响，但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未产生影响。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户籍区别的人力资本差异和制度障碍是影响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参保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户籍差异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1.05.01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FGLB073）

0引言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44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65.1%。而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3%，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1.4%，预计2050年二者将分别高达36.8%和28.0%①。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庞大的人口群体进入老龄化的趋势和我国当前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进度是重合的[1]。而老年群体的生活是否有保障、生活质量如何、能否契合“健康中国战略”以及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和2002年联合国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目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到个体特征差异和制度障碍的影响，当前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却不容乐观，“参保率低、覆盖面窄、退保率高”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问题的高度关注。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宏观政策，围绕养老保险制度与规则本身的不合理之处以及户籍制度的制约等展开讨论；二是关注目标群体，集中讨论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对于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宽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尤其是聚焦于流动人口群体异质性的实证研究更是为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政策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然而，这类研究中大多关注农民工群体，即乡-城流动人口，相对忽视了城-城流动人口（即具有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这一群体。该类群体近年来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2]，他们已经具有市民身份，在教育程度、就业结构、收入水平上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较大差别。在社会保障享有方面，他们既有“外地户籍的相对劣势，又有非农业户口的相对优势”[3]。户籍性质的差异增强了流动人口群体的内部异质性，也加剧了不同类型群体在养老保险参保方面的差异。2017年宋全成等[4]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调查发现，乡-城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为13.31%，城-城流动人口参保比例为42.97%。如果将流动人口作为整体对待，其研究结果会缩小其中占重要比重的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差距，同时又难以解释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需求和参保能力的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开展相关研究。

目前，针对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进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宋全成等[4]的研究仅报告了两类流动人口参保比例上的差异。张展新等[5]采用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三群体检验”代替传统的本地市民、农民工“两群体检验”，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用于解释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的城乡区域二重分割框架。在之后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中，张展新等[6]进一步提出城乡户籍身份差异对外来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差异来实现的。杨菊华[7]也采用了相似的双重比较视角，即同时关注城鄉差分和内外之别来进行研究。她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合并为社会保障因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梯级差别，且部分影响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的作用因流动人口的户籍而出现差异。上述几项研究结果揭示出户籍性质应是区分流动人口内部异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这些研究采用的调查数据相对较早，而流动人口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群体，宏观环境、公共政策以及个体观念等也都因时而异。因此，本文基于2017年对大连市892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描述、分析、比较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深化对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异质性作用的理解，同时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和提供服务提供参考建议。

1研究假设

近几年来，国家不断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但仍然没有实现全面覆盖。已有学者对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张红梅等[8]认为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的上涨水平等是影响农村地区养老保险覆盖率的重要因素。姚俊[9]认为受教育程度、年龄、自身的职业技能等是影响参保率的重要因素。

政策认知是影响参保率的重要因素，而由于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的差异性，造成流动人口对相关养老保险政策的关注度比较低甚至完全不了解，从而未及时缴纳养老保险，这就影响了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刘志军等[10]认为社会参与程度、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参保率的重要因素，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流动人口对养老保险政策的认知。

工作时间长短、工作类型等就业特征也是影响参保率的重要因素。刘志军等[10]认为就业状况、行业差异、职业差异对流入地的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无业、失业、无固定职业、社会服务人员等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比较低，而高收入、固定职业人员等的社会参保率则比较高。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他们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2：流动人口是否了解养老保险政策对他们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3：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月收入、行业、工作类型、劳动合同）对他们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产生显著影响。

2研究设计

2.1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以辽宁省大连市作为调查地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30个社区。组织多名调查人员，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找到该社区的流动人口，采用一对一调研的形式获得了892份有效数据。

被调查的流动人口年龄分布在20～63岁，平均年龄36.2岁。其中，男性流动人口占比55.3%，女性占44.7%。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占14.9%，初中占39.2%，高中或中专占34.1%，大专及以上占11.8%。在行业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商业（49.4%）、制造业（25.7%）、建筑业（16.4%）和交通运输业（8.5%）。

调查的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人口仍占主体，共703人（78.8%），城-城流动人口189人（21.2%）。省内流动274人（30.7%），跨省流动618人（69.3%）。

2.2基本变量及其测量

首先采用描述性分析来描述和比较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样本特征及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其次，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考查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在回归模型构建中，以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分析的因变量。根据Logistic回归方法的要求，参保赋值为1，未参保赋值为0。自变量的选取，参考学者们前期研究的成果[7-9]，分为以下两组。

第一组：个体特征。测量变量选取性别（0：女性，1：男性）、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设置3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年龄（为连续变量）、对养老保险政策的认知程度（0：不了解，1：了解）。

第二组：就业特征。测量变量选取月收入（以2000元及以下为参照组，设置3个虚拟变量，分别为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0元以上）、就业身份（0：雇员/家庭帮工，1：雇主/自营劳动者）、行业（以服务业与商业为参照组，设置3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劳动合同（0：未签订劳动合同，1：签订劳动合同）。

3结果与分析

3.1描述性分析结果

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就业情况和收入水平方面的比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城-城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要优于乡-城流动人口，前者教育程度在高中/中专及以上的比例为62.5%，而后者仅为41.4%。虽然，流动人口整体上对养老保险政策认知程度不高，但是城-城流动人口对政策的了解要好于乡-城流动人口。两类流动人口在就业行业分布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乡-城流动人口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中约有6%左右从事金融/房地产和技术服务业。由于其比例较少，且乡-城流动人口中未有此方面的样本，因此，一并归入服务业及商业之中。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中雇主/自营劳动者与雇员/家庭帮工的比例未有较大差别。在就业身份为雇员/家庭帮工的流动人口中，81.2%的城-城流动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明显高于乡-城流动人口52.5%的比例，表明了城-城流动人口更能够获得相对稳定且正规的工作。城-城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明显高于乡-城流动人口，前者月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比例为49.2%，而后者仅为25.9%。

参与调查的892名流动人口拥有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20.4%，其中乡-城流动人口的参保率为14.7%，城-城流动人口的参保率为41.9%。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与因户籍制度形成的社会分层以及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同时也可能与城-城流动人口在教育程度、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明显差别具有一定的关系，将通过下面的Logistic回归来进行检验。

3.2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采用Logistic回歸进一步考察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以个体特征和就业特征两组共8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分别根据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建立两个回归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在教育与认知程度、就业方式、收入水平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流动人口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对于两类流动人口而言，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月收入水平、就业身份和合同签订都会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合同签订对城-城流动人口参保的作用强于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城-城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所从事的工作条件更好，所在单位可能更加能够实施规范化管理，加之他们的城市户口也更有利于其在就业时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获得签订劳动合同的权益，因此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参加养老保险。而月收入水平和就业身份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的作用则强于对城-城流动人口参保的作用，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时就已经能够产生显著影响（三个收入层次人群参保的发生比分别是2000元以下参照组的3.189、5.803、11.347倍），而城-城流动人口则需要达到3000元以上（三个收入层次人群参保的发生比分别是2000元以下参照组的2.543、3.901、6.602倍）。这可能是由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与城-城流动人口有一定的差距，相同的收入水平对于乡-城流动人口的相对效用更高。因此在同等收入水平下，乡-城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而作为雇员的乡-城流动人口，由于受到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工作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参保发生比明显低于收入水平更高一些的雇主身份的乡-城流动人口。这些结果也从侧面反映出乡-城流动人口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有参保意愿的，而现实中的低参保率很有可能是他们在低收入以及缺乏劳动保障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养老保险政策认知程度对城-城流动人口参保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未产生显著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城-城流动人口在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时更多考虑的是制度内的异地转移接续问题，而乡-城流动人口参保还要涉及到跨制度的转移接续问题，由于制度障碍的存在，所以在了解养老保险政策之后，并没有提升乡-城流动人口的参保比例。

4研究总结与相关建议

通过对892名大连市流动人口城镇养老保险参保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户籍性质的差异强化了流动人口群体的内部异质性，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城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就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方面都要明显地优于乡-城流动人口，他们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也明显高于乡-城类流动人口[3]。

对两类流动人口群体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分析，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就业身份和合同签订都会对两类群体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对两类群体的作用强度不同。对于城-城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合同签订的影响程度要强于乡-城流动人口，而月收入水平、就业身份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的影响强度更为明显。另外，养老保险政策认知程度能够促进城-城流动人口参保，但是不对乡-城流动人口参保产生显著影响。

同时，在现有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下，不论是城-城流动人口还是乡-城流动人口，他们中文化程度较低、收入较低、未签订劳动合同等自身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群体最有可能被排斥在养老保险覆盖网之外，而处于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的双重弱势地位的乡-城类流动人口更为明显。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参考建议。

4.1改革养老保险制度设计

作为养老保险政策涉及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地方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方面应予积极改革。这时应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群体在参保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在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率上进行梯度设计，逐步实现養老保险的跨省级统筹，并尝试采用缴费年限弹性制度，比如不再对最低缴费年限设限制[13]。尤其是针对文化程度较低、收入较低、未签订劳动合同等自身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流动人口群体，需要针对他们的自身特点，重点探索低缴费的参保方式。同时，对于乡-城流动人口而言，这类群体中有较多人员为非正规就业者，他们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扩大覆盖面的主要难点，在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方面需要一些特殊的政策考量。

4.2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影响流动人口参保的最重要因素。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按规定为求职人员办理参保手续。但是，目前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用工不规范的现象。他们往往不愿与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本文调查结果显示雇员身份的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人口的签约比率为81.2%，而乡-城流动人口只有52.5%（虽然未签约人口中包括一小部分家庭帮工，但是乡-城流动人口签订合同的比例仍不乐观）。与此同时，很多流动人口为了能够获得工作，并没有在求职时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默认了用人单位的不规范行为。为了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第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违规行为的监督力度，实现劳动合同的强制性约束，以此确保合同中有关员工参保的相关事宜能够得到有效落实。第二，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等手段，加强流动人口的合同意识，提高其谈判能力，进而使劳动者在工作伊始就可以享受到合理的相关方面的保障。

同时，收入水平对于流动人口参保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针对乡-城类流动人口群体而言，这一点不容忽视。可以从对用工企业的有效激励机制进行探讨，制定相应的评估制度体系，对认真执行劳动合同签订等相关政策的用人单位给予相应的奖励，而对于有意压低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政府必须严厉制约并予以相应的处罚，以此来彻底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

4.3借助各项服务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流动人口教育水平与他们的收入水平、维权意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影响他们参保的重要方面。因此，提高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的手段之一就是提高这一类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其继续教育程度，进而提高其职业技能，以更好地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14]。政府相关部门要发挥其主导作用，激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针对各种类型的流动人口特征，提供高质量、易获得、层次多样、级别多重、岗位多元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要为社会力量的投入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同时也要关注培训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政府要加强相关的评估、监督作用，也要鼓励支持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与“互联网+”有机融合，以使相关培训方式更加灵活、培训内容更易获取、培训成本更易控制，从而使为流动人口提供的培训更具有弹性[15]。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就业身份为雇主/自营劳动者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发挥其强大的主导作用，加强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可以通过加强流动人口创新、创业、创造的扶持政策和相关服务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进而提升其参保率。

注释：

①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老年人口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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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s： A Survey in Dalian City

ZHANG Liyan，FENG Sisi（School of Govern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The old-age insurance can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fter retirement， and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current floating population urban basic old-age insurance "low rate of participation， narrow coverage， high rate of retirement" .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892 floating population in Dalian.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urban-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asic old-age insuranc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two categori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basically the same， these include education level， monthly income level， employment status， and employment contract， but they vary in degree.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contract signing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 urban-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while the monthly income level and employment status have more influence on the rural-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cognition of old-age insurance policy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urban-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system obstacle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e the important aspects that affect the insur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pension insurance；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fference